编者按：21 世纪的晨钟即将敲响，在新的世纪里中国将努力实现为一个现代化强国。农村、农业、农民怎么办？中国农业如何持续发展？已经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问题。本版发表的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刘巽浩、高旺盛的文章，从学术讨论的角度，紧密联系中国实际，对中国农业持续发展的若干重大原则进行了研究讨论。

可持续发展原则

　　有一种误解，认为可持续发展理论强调的只是稳定与平衡而并不强调发展。恰恰相反，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前提是发展，而且是在平衡与稳定的基础上的持续不断地发展。

　　发展是主旋律。1987 年联合国 42 届大会通过了由瑞典前首相布伦兰特夫人主持的《我们共同未来》的决议，成为第一个世界性可持续发展的纲领性条件。正式提出了可持续发展定义，即“可持续发展是既满足当代人需要，又不损害后代人满足其自身需要能力的发展”。同时该文件还提出了实现这一目标的七件大事：提高经济增长速度，解决贫困问题；改善增长质量，改变以破坏环境和资源为代价的问题；千方百计地满足人民对就业、粮食、能源、住房、水卫生保健等方面的需要；把人口限制在可持续发展水平；保护和加强资源基础；技术发展要与环境保护相适应；把环境和发展问题落实到政策、法令和政府决策中去。由上可知，发展是人类活动的主旋律，不但要搞好当代的发展，而且还要为后代人发展打下良好的资源环境基础。中国《21 世纪议程》关于人口、环境与发展问题的白皮书中明确地将发展摆在首位。不发展就难以解决人口增长与人民生活改善问题，也难以解决资源环境所面临的种种问题。

　　要警惕“零增长”理论的影响。国际上以罗马俱乐部为首的悲观派提出的“增长的极限”与“零增长理论”，认为人口、粮食、资本投资、环境污染、能源消耗等其增长都是指数式的、而资源却不会增长，于是经济增长的后果就是自掘坟墓，以至于世界行将崩溃而进入末日。为了避免崩溃，必须在 1978 年停止人口增长，1980 年停止工业投资增长，以达到零增长与全球平衡。世界上多数学者批评了这种悲观主义立场，认为他们忽视了发展中的各种问题只有通过发展与技术进步才能得到解决。如果真的实行零增长理论，人类只能自取灭亡而不能达到理想的生态平衡。这种悲观性理论，对当今国际思潮仍有重大影响。与此相联的目前世界上各种各样环保主义与自然主义农业派别与主张，正在对中国农业的发展也发生着某些积极或消极的微妙作用。

　　中国农业亟待加大持续发展的力度。根据我们参与的农业部项目“中国持续农业与农村发展”课题组的研究，近 50 年来，中国农业基本上是呈可持续发展态势。表现在：第一，农业生产持续发展。据 FAO（联合国粮农组织）的农业生产指数，以 1961—1965 年基期作 100% 计，到 1990 年世界平均、发达国家平均、发展中国家平均依次为 188、158 与 238，而中国达到 268。1999 年中国农业生产指数仍居世界前列。第二，农民收入增长，以 1990 年可比价格计，全国农民收入平均 1954 年计 151 元，1993 年为 757 元，农民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第三，与流行的说法不同，该课题组认为，五十年来我国农区生态环境以改善为主，局部恶化；但西部山区、草原则破坏大于建设。总体的生态环境状况不容乐观。

　　另一方面，中国农业面临的形势也十分严峻：人口基数大而且仍在不断增加，人均土地与水资源日益减少；除沿海域城郊外农村经济总体上仍较落后，农村人口占 70%，就业形势严峻，农民收入仍较低；资源环境压力巨大，水土流失、沙化、水域污染、水资源紧缺等，旧账加新账，解决起来难度甚大；中国农户规模甚小，市场经济仍很不发达，马上又面临进入 WTO 之后外来农产品的冲击，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近年出现了对农业似有放松的倾向，农业与农村经济发展显得疲软；农村改革、农业科技缺乏重大进展，影响了农业与农村的可持续发展，应引起关切。

　　为此我们建议：从农业的长远持续发展和思路出发，必须认真地将农业放在基础产业地位，努力扭转近几年对农业有所放松的苗头，严肃对待近几年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甚至有所下降的现实问题，对现有的有关政策、法律等要敢于重新审视，以求得 21 世纪初农村与农业的健康发展。

可持续发展能力建设原则

　　农业能否保持稳定、健康地持续发展，除了政策、投入等重要条件之外，主要取决于农业是否具备自我持久发展能力。这种可持续发展能力是由农业生态系统支持能力，农业环境系统缓冲能力，农业设施系统保障能力以及农村智力系统创新能力的综合作用所决定的。

　　基础设施建设要以水利建设为重中之重。我国主要农区是季风气候，旱涝交替乃自然规律，农业丰欠的年间波动性较大，是特定气候条件下的一种反映。这也说明维持我国农业生产力稳定发展的难度比欧美等国要大得多，水利建设是决定我国农业发展的命脉。尽管我们为发展水利已奋斗了 50 年，建立了当今世界上面积最大的灌溉农业，成就巨大，但是，我国依然有近一半耕地为“靠天务农”的旱地，而且水资源浪费惊人。今后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加快，工农业、城乡之间的水资源矛盾将日益严峻。中国以占世界 7% 的地表水资源何以养活占世界 22% 的人口？发展节水农业与节水型工业，建立节水型产业体系是必然选择。为此，必须加大国家水利建设投资，积极发展高标准节水灌溉工程及抗旱防洪水利工程，工程节水、生物节水与政策节水相结合，发展节水农业。

　　生态环境建设要坚持长期有序，突出重点。目前，生态环境建设的热潮正在兴起，从西部开发到“南水北调”，从防沙治沙到“三江源头治理”，各类名目的生态工程，层出不穷，国家及各级政府如此重视生态环境建设，前所未有，这对于提高我国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能力具有重要意义。但也应当客观地看到，我国实际的经济实力毕竟还是有限的，生态环境工程投资巨大，多属于社会效益性投资项目，应充分体现长期性、有序性原则，量力而行，突出重点，避免一轰而上，尤其要避免以大开发、大建设为名造成新的重复建设，甚至引起新的资源环境大破坏。农业生态环境建设应将近 5 亿亩旱地农业生态环境治理、黄土高原水土流失治理、长江流域的水土流失治理以及中部农业主产区近 10 亿亩中低产田综合治理等列入优先支持领域。

　　高度重视农村智力与教育科技能力建设。农业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拥有高素质的农民和文明发达的农村。很难想象在一个至今文盲半文盲农民占 1／3 的国家能够实现农业现代化。每万户农民中拥有的大学生，中国仅 1 人，印度 2 名，美国高达 560 名，我国劳动力的平均教育程度仅 5 年，而日本 1975 年已达 12 年。加强农村智力建设，全力提高亿万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大力发展农业教育事业与推广事业，将对我国未来 21 世纪农业与农村发展具有战略性意义。当前首先要稳定队伍、改革体制、增加投入。今天的教育等于明天的科技，后天的经济。

生产、经济、生态三个持续性结合原则

　　评价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标准，必须是生产、经济与生态三个持续性的结合，而不只是一种。

　　传统发展观的局限性。传统发展观单纯地追求经济增长，往往以 GNP（国民生产总值）作为唯一指标。在中国很长时期内只以产量作为农业发展的主要指标，这固然与短缺经济有关，但它确实在一定时期、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对资源环境的保护与改善，忽视了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建设，因而不能有利于农业的长远可持续发展。

　　自然农业发展观的片面性。七十年代以来随着悲观思潮与环境保护主义思潮的突起，在国际上兴起了一股强大的自然主义农业思潮，主张崇尚自然、回归自然、保护自然、低投入、封闭的自给系统，抵制现代科学技术装备以及化石能的投入，否定现代农业与绿色革命。其主要派别包括有机农业、生态农业（中国生态农业的主张有所不同）、再生农业、生物农业、替代农业、自然农业、生物动力农业等。其主要目标是保护自然资源与环境，动机是积极的。但是，这种单讲环境的发展观有其片面性。不强调发展，不强调生产与经济，因而对生产与经济产生了消极的影响。诺贝尔奖获奖者 Borlong 先生 1999 年来中国农业大学报告的题目是“环保主义者正对未来的粮食生产产生反面的影响”。从实际来看，这种农业发展观目前主要是在环保型与生态型农场有所应用，但规模很小，在欧美、日本，其面积比例大多在 1% 以下，难以在实际中广泛应用，呈现一种衰退的局面。八十年代中期以后，这种思潮逐渐为可持续农业思潮所替代。

　　农业系统是生产、经济、生态三者的统一。农业生产（生态）系统是一种在自然系统基础上的人工生态系统。当代著名生态学家 OdumE.D 指出“农业生态系统的特征是对外部投入的广泛依赖性，也即它们同时具有高投入和高产出的环境”。正是通过人类对原有农田环境的改良，良种、化肥、灌溉、机械、农药等的外部投入，才能改善环境质量，大大提高系统的生产力及其持续性，也同时增加了经济效益。农业系统不是纯自然的，各地自然环境对农业发展也并不总是完善无缺的。只有当自然加上人工才可能导致农业系统完善化。只有科学地增加系统外部投入才是改善农业系统，推进农业持续发展的杠杆。西方有些观点认为农业要回归自然，不投入、低投入，只要户（场）内投入不要户（场）外投入，甚至以为户外投入的减少作为可持续农业的指导思想，这些都与农业系统的基本原理相违背的。

　　1991 年 FAO 确定农业持续性的三大战略目标是食物安全、增加农民收入、保护改善资源环境。中国人多资源少，我们只有通过增加投入（包括智力投入）提高单位面积的土地生产率，这才是出路。但在与此同时，必须牢牢记住并贯彻生产、经济、生态三个持续性结合的原则。没有生产持续性，农业系统将萎缩；没有经济持续性，农民没有积极性，农业系统就将运转不灵；没有生态持续性，资源环境遭到破坏，那么后代人也就没有农业生产与经济的发展可言。因此这三者是缺一不可的，互相联系相辅相成的。

可持续的农业科技推动力原则

　　世界农业发展实践证明，科技进步是农业持续发展的根本动力。中国是人口大国，农业大国，但研究认为，总体上我国农业科技水平与世界先进水平相差至少 15—20 年，农业科技对农业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相当于发达国家的一半。加速农业科技进步，形势紧迫，任重而道远。

　　探索适合国情的农业科技发展道路。与世界先进国家相比，我国农业科技发展具有自身的特殊性：人多地少决定农业技术必然选择以提高土地生产率为主的集约化技术路线，国际上的“低收入持续农业技术”以及“自然农业技术”，不适合我国国情，只能将中国农业拖入不可持续的死胡同。我国人均农业资源的日益紧缺的现实，又决定着农业科技必须建立资源高度节约型的农业体系，并逐步形成“高投入、高产出、低成本、低污染”的集约持续农业技术体系。受分散的小规模农业经营体制的制约，农业科技也难以形成高的投资效率，加之促使我国科技产业赖以生存的大型农业企业主体缺乏，因此，只能选择国家是农业技术创新与开发投入主体的策略。轻率地将农业科技推向市场，指望企业成为农业科技投入的主体的政策，既非国际上发达国家对待农业科技的做法，更不适合中国国情，其后果不堪设想。

　　慎重处理农业高技术与现代常规技术的关系，应持科学的发展观。20 世纪中期才开始的以生物工程、信息技术为主导的科技浪潮，极大地推动世界经济的发展，传统的农业产业也随之而发生了许多令人欣慰的变化。但是，仔细地观察与分析会发现，农业产业所固有的生物规律、生态规律以及区域性、风险性、公益性等特征并不会根本改变；世界农业由自然农业—传统农业—现化农业的螺旋式交替上升与发展的基本规律没有因为生物技术的发展而改变，只不过是其内容更加丰富而已。更何况，越来越多的科学研究证明，转基因技术希望与危险并存。美国康奈尔大学的吴端教授最近特别指出，展望未来，农业高新技术与常规技术的综合应用，将是中国未来 50 年的重要领域，但无论怎样变化，我们都不能跨越工业化和信息化两个阶段而“跨越式”进入更新的阶段。

　　在未来的中国农业发展中，常规技术仍将扮演主角。常规技术（如灌溉、化肥、机械、育种等）以其技术覆盖面大、技术成本低、社会认可度高、经济可行性强等比较优势，至今依然是世界各国农业发展的技术支柱，那种企图利用 1—2 个“五年计划”达到高技术替代常规技术的设想与规划是违背科学技术进步规律的，过分青睐“超、高、尖”的所谓高技术，忽视甚至削弱常规技术的研究与创新，将对稳固我国农业技术发展平台、保障农业的后续效应极为不利。建议在策略上应当坚持高新技术与常规技术有机结合，优势互补，集成开发的农业科技发展政策。

　　切实加大国家的农业科技投入，是确保农业科技自我持续发展的基本保障。尽管改革开放以来，国家积极支持农业科技投入，但自从 1984 年我国人均粮食达到 400kg 这一至今已徘徊 15 年之久的“低水平安全指标”的台阶之后，农业科研投入增长率放慢并开始出现下降趋势，1985—1996 年平均增长率为－0.8%（按可比价格计算，黄季琨，1999 年，下同），农业科研财政支出占国家支出的比例由 1985 年的 0.51% 下降到 1997 年的 0.33%。全国农业科研单位课题人员人均科研费仅为全国总平均水平的一半。科技主管部门也承认，自“七五”以来，我国农业科技重大成果减少，整体科技实力有所下降。究其原因，农业科技投入总量严重短缺、投入机制陈旧、投入效率及管理不善等是导致我国农业科技后劲不足的主要原因，如若不采取断然措施，切实加大农业科技投入，中国农业将难以应对加入 WTO 对提高农业国际竞争力的迫切需要。科技贮备不足与支持能力可能下降，将成为近期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和增加农民收入的重大制约，应引起高度关注。

有序发展原则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一个过程，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从落后到先进。农业发展也是这样，要努力加快，但不能盲目跨越。

　　要从中国实际出发。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农业背景有很大的不同，因而在发展目标、内容与步骤上也是有区别的，不能照搬外国的经验。日本学者认为，持续性问题是由农产品过剩的发达国家提出而发展中国家并非全盘接受，要根据各国发展阶段的不同去制定可持续农业的目标与内容。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学习外国要以我为主，从我国各地的实际出发，农业上的拿来主义是难以行的通的。

　　清醒认识中国农业的“尤其不发达阶段”。1998 年 10 月《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指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不发达阶段，农村尤其不发达。表现在生产力落后，主要靠手工劳动；市场化程度低，自给半自给经济占相当比重；农村人口多，就业压力大；科技教育文化落后，文盲半文盲数量较大；农民生活水平较低”。这个基本估计准确地反映了中国农村现阶段的特征。但是，这个决议公布不久，忽然农业的“不发达阶段”变成了“农业新阶段”。由于近年国库存粮较多，有人就认为中国粮食不足的问题已经解决，大部分农产品已经供大于求，于是很自信地提出了中国农业进入了“新阶段”的论断并见诸于农业、科技等管理部门的许多文件中。

　　中国农业果真已经发生重大质的变化而进入了“新阶段”了吗？值得商榷：当前我国人均粮食占有量只 400 公斤，还是一个低水平的自给，而发达国家平均是 800 公斤。今后，随着人口增长，粮食安全仍然是我国农业长期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千万不能掉以轻心。1999 年中国农民人均收入 2200 元，折合 250 美元上下。按世界银行规定人均收入一天一美元才算脱离贫困线，那么中国多数农民尚未达标。当大多数农民仍挣扎在相对贫困线上，怎能说农业已进入“新阶段”呢？尤其，近几年农产品价格下跌，农民打工机会缩小，乡镇企业萎缩，据我们调查，一些地方农民的真实收入并不是增加而是有所降低。城乡收入差别不是缩小而是在扩大。这是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了。

　　人为地提早进入所谓“新阶段”，利少弊多。从战略上，对农业基础重要地位的认识发生了动摇，认为已经万事大吉了，或者至少可以松一口气。从战术上，有人认为农业已经可以从以生产为主转入生态保护为主了，重点不再是搞好农业持续发展的水利、机械、肥料、良种、教育等基础能力上了。科技方面认为为中国农业科技的重点已转入基因工程与信息技术，因而忽视大量常规农业技术的研究与推广。在“新阶段”的论断影响下，还容易引发形式主义与弄虚作假。

　　要尊重自然与经济有序发展的规律。无论是自然、经济还是农业，都有它发生发展与演替的规律。从原始农业到传统农业再到现代农业，从一性生产到二性生产，从第一产业到二、三产业，从低投入低产出到高投入高产出，从封闭性自给农业到开放性商品农业等，都有一个逐步演替发展的过程。认识掌握这些发展规律，可以加快步伐少走弯路，反之，违背这些农业发展的规律，就会欲速则不达，甚至事倍功半。当前我国大多数地区的农业尚处在自给半自给、半人畜力半机械的不发达的传统农业阶段，就要老老实实地承认这个现实，从实际出发，顺序前进，逐步积累物质、资金、人才、技术、管理经验，经过 21 世纪半个世纪左右的奋斗，与工业现代化的同时进入农业现代化阶段。

　　当前，各地正在进行的农业结构调整也要遵循这个有序规律，不能急于求成。要从自己地理、资源、产品以及农业所处的阶段、水平和类型出发，从市场需求的竞争机制出发，扬长避短，稳步前进。农业结构调整不应是一阵风，而是处于永恒的稳中有变状态。也不能将结构调整看成是农业的唯一任务，而忽视农业的一些其它基本任务，如经济体制改革，生产力建设与技术更新，农村市场建设与小城填建设，农业科研与教育建设等。

集约化与持续性协同原则

　　农业的集约化与持续性之间可能是分离的也可能是同步，分离则两败俱伤，同步则双向发展，中国农业要走现代集约持续农业的道路。

　　西方流行集约与持续对立的说法。一些西方学术界人土将当代通行的由粗放走向集约的农业称之为常规农业，指的是包含有良种、化肥、灌溉、机械、农药以及现代科技投入的农业作法。他们认为这种“常规农业”是不可持续的，并企图寻找一种理想的方式予以替代。有的外国或华裔农业专家因此向中国政府建议，不要实行高产优质高效方针。

　　集约化与持续化都是历史的必然。人类学家 Marris 指出，“人类社会的发展本质只是生产的集约化程度进一步加强而已”。马克思指出“农业由粗放经营转向集约经营使土地出现级差地租这一转变推动了资本主义农业现代化的实现”。1665 年英国小麦亩产 70 公斤，到 1995 年为 516 公斤。与马尔萨斯的预测相反，20 世纪世界人口从 1913 年的 16 亿猛增到 60 亿，但由于农业的集约化与现代化的结合，世界谷物的增长却快于人口的增长。与此同时，随着工业发展以及农业集约化的进展，人们对治理资源环境给予了极大的注意力。七十年代兴起了环境保护主义思潮，目前的可持续发展思想已经成为当前人类的最强音。可见，集约化与持续性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FAO 现任总干事迪乌夫指出“广泛受到环境保护主义者批评的集约农业是减缓饥饿的唯一途径，不过是以一种持久的方式进行而已”。

　　集约性与持续性是双向反馈关系。有一种误解，认为在农业与环境的关系中，集约农业是一个破坏者。据我们研究的结果，农业与环境的关系或者集约与持续的关系是双向的，互为反馈的。农业行为可以破坏环境，也可以建设环境。要搞农业，就要砍伐森林，开荒种地，施肥、灌溉等，弄不好就可能造成水土流失、沙化、次生盐碱化、水资源短缺、农药污染等种种问题。但另一方面，在农业发展过程中，农业也在不断地为了自身发展的需要而努力改善环境，如抗洪排涝，灌溉农田，修筑梯田，施肥养地，改良土壤，因而不断地提高土地生产力。研究认为，农业越原始粗放，单位农产品的资源消耗越大，环境越容易遭到破坏。相反，农业越集约化，单位资源消耗与环境破坏也越来越少，农业环境建设越来越多。集约农业本身要求建设良好的环境，包括土地、水以及社会经济环境等，这些农业活动为农业的持续性打下基础。在人的干预下，集约化与持续性有可能是分离的，也有可能是同步的。分离则两败俱伤，既不能持续，也不能集约。同步则两者相辅相成螺旋上升。在人工的农业系统中，正确干预促进同步，错误的干预促进分离。中国的黄淮海平原就是一个巨大空间和时间范围内实现集约化与持续性同步发展的典型范例。半个世纪来，在政府与人民的正确干预下，该平原由粗放走向集约，生产力迅速发展，扭转了历史上中国南粮北运的局面。与此同时，农业环境得到大幅度改善，土壤肥力稳中有升，盐碱地面积从 1961 年的 6188 万亩下降到 1999 年的 1036 万亩，灌溉面积增加近 20 倍，抗旱涝能力大大增加。

　　中国的道路——集约持续农业。21 世纪中国农业的战略总方向是实现农业现代化，没有现代农业基础，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就会受阻。尽管已经实现了农业现代化的发达国家已经不再强调农业现代化这个口号，但作为尚处在半自给半商品的传统农业阶段的发展中国家，如何将传统农业转变为建立在可持续基础上的现代农业，还要作出更大的努力。目前京、津、浙江、江苏等已提出争取 2010 年实现农业现代化，但从全国而言，没有三、五十年或更长时间的艰苦努力是难以达到的。中国人多地少，与那些人少地多的发达国家不同，我们不能走粗放低投入自然农业的道路，而要探索出一条既高产优质（即集约）又有良好资源环境生态（持续化）的路子来。这就是从我国国情出发发展集约可持续农业的必由之路。当然，两者兼顾，确实增加了难度，但是我们别无选择，必须依靠亿万农民的能动性，依靠增加投入与科技进步，达到集约与持续，生产、经济、生态的同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