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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土地利用/覆盖变化机制研究 |
(南京大学 城市与资源学系,江苏 南京 210093)
1 引言 随着全球变化研究的深入和发展,各国科学家越来越感到人类活动对环境变化的影响,尤其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对土地的开发利用以及引起的土地覆盖变化被认为是全球环境变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际地圈—生物圈计划(IGBP)和全球环境变化中的人文领域计划(HDP)于 1995 年联合提出“土地利用和土地覆盖变化”(Land use and land cover change,LUCC) 研究计划,使土地利用变化研究成为目前全球变化研究的前沿和热点课题[1~7]。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1994 年启动了“土地覆盖评价和模拟”(LCAM)项目,采用美国宇航局高分辨率雷达影像调查东南亚地区土地覆盖的现状与变化,为区域可持续发展服务[8]。国际应用系统研究所已于 1995 年启动“欧洲和北亚土地利用/覆盖变化模拟”项目,通过分析区域土地利用/覆盖变化的空间特征、时间动态和环境效应,预测未来 50 年的变化趋势。日本国立科学院全球环境研究中心也提出了“为全球环境保护的土地利用研究”项目,将采用地方性案例分析、遥感与地理信息系统监测和空间模型分析方法,研究土地利用/覆盖变化的空间、时间变化以及驱动因子[9]。我国也相继在天津、北京、广州、上海、太原、沈阳、大连等城市开展了土地利用及其变化的遥感研究[10],“八五”期间,中国科学院进行了“国家资源环境遥感宏观调查与动态分析”研究[11],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也开展了“我国东部城市密集地区人口、经济集聚与扩散机理与调控”研究。本文为该项目的部分成果,主要研究北京市土地利用/覆盖变化机制。 2 北京土地利用变化形式 北京土地利用变化主要表现为农用地向非农用地的转变,即:外城蔓延、轴向扩展和郊区城市化等 3 种增长形式。 2.1 城市蔓延 城市外围土地利用和开发不断向周围地区蔓延或依附于城市本身向外形成环状或块状城市地区,尤其表现在单纯建设生活居住区,这种方式我们称之为城市蔓延。根据它与城市核心区的关系,具有以下 2 种类型: 2.1.1 连片发展 中国大都市自 70 年代以来面临着巨大的住房危机,在无实力进行大规模的卫星城建设的条件下,一般采取在大都市外围进行综合开发大片居住区的办法。据北京市调查,住宅成片建设的规模由 50 年代的几公顷、十多公顷扩大到现在的几十公顷,甚至上百公顷。目前正在北郊亚运村附近建设的安慧里、安慧北里、慧忠里居住区规模就在百公顷以上。郊区住宅的大量建设,为市中心区人口的郊迁提供了物质基础,是中心区人口下降的主要原因。 2.1.2 渐进发展 大城市地区土地利用由里向外的渐进发展,表现在商业中心地区向城市住宅地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地区、农村地区的渐变交替过程。据北京市调查,近 40 多年全市建成区扩展占用土地达 519.75km2。其中,除了工业用地较为均衡外,大量的住宅区、机关、科研单位、大学等主要布置在西—西北方向上,使这一方向的城市用地和城市人口增长明显多于其它方向,形成了北京近郊城市化所特有的向西北蔓延的空间形态。 2.2 轴向扩展 所谓城市轴向扩展,是指城市用地沿一定方向扩展形成比较窄的城市地区。大都市区的轴向扩展,不管是自发形成还是有意识地规划建设,它们均依附于城市本体,向周围地区放射扩展。根据扩展轴的性质不同,具有如下两种类型:1 工业走廊。在大都市外围地区,一些对交通线路依附性强的工厂、仓库沿公路、铁路和水道自由或按规划建设,连续地向外延伸,形成由许多工厂单位组成的“轴”向走廊。如北京市京通高速公路沿线地区,京津高速公路沿线地区呈串珠状布局各类中小型工业企业。2 居住走廊。在大都市入城干道两侧就近布置生活居住区,形成具有相当规模的居住走廊。如北京市在京汤入城干道两侧规划建设了安慧里、亚运村等约 5km 长的生活居住走廊。 2.3 郊区城市化 郊区城市化是指以农用地为主的郊区转变为以非农用地为主的城市地区,或是指在郊区城市要素逐渐增长的过程。从北京市的郊区发展看,由于城市地域的扩大,市郊乡村的农业用地逐渐转用作工厂、商店及住宅等非农业用地。如北京市朝阳区高碑店乡,1949 年拥有耕地 1 646.7hm2,到 1988 年因城市征用仅剩 509.3hm2,到 1998 年原有耕地所剩不多。 根据我们的研究,在北京城市边缘区,自从 1953 年以来出现了快速的空间蔓延,城市建成区从 1949 年的 109km2 扩展到 1978 年的 340km2。首先,在 1953~1957 年间,一些新建的制造业集中布局在老城区的外围,形成与老城区相毗邻的新建成区;其次,在 1958 年,根据消灭三大差别的设想编制城市总体规划,12 个分散集团被布局在北京的近郊区。这种分散组团实际上是工农结合、城乡结合的统一体。从此,北京城市总是围绕这 12 个分散组团模式发展。自 1978 年以来,在城市边缘区,城市外向蔓延愈益明显,整个城市沿主要干道向城市边缘区和近郊区扩展,建成区面积已由 1980 年的 340km2 扩展到 1994 年的 466.98km2(图 1)。 图 1 北京市城市土地空间扩展图(1949~1994 年) 3 北京土地覆盖变化形式 城市的向心增长是近年来北京土地覆盖变化的主要方式之一,表现为城市建成区各类用地的转化,即:中心商业区衰退、内城用地更新与改造、流动人口棚户区出现等 3 种形式。 3.1 中心商业区衰退 近年来,北京内城的更新与改造开始重视城市中心商务区的建设。北京市 1995 年建成开业的建筑面积在 1万m2 以上的大型商场达 31 座,1996~1997 年共有约 60 座这种规模的大型商场竣工并交付使用。它们绝大部分集中在王府井、西单、前门、朝外大街、北京西站及西二环路的金融闹市区。然而,尽管如此,近 10 年来,像王府井大街这样老牌的商业中心区还是出现了衰退。 3.2 内城用地更新与改造 城市内城用地更新与改造的真正推动力来源于城市自身的发展,更具体地说来自城市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需要。近年来,由于城市土地有偿制度的实施,城市地价分布以中央商务区为最高点依次向外递减的规律开始起作用,北京城市内城更新与改造呈加速发展势头,出现了明显地有计划地进行旧城改造的倾向。北京市老城区城市更新规划从最破最危险的地段开始,由易开发地段到难开发地段,从旧城边缘向中心转移实施(图 2)。 图 2 北京市的旧城更新(1984~1994 年) 3.3 流动人口向内城边缘集聚 自 1985 年以来,北京的流动人口增长迅速。尽管 1994 年的北京流动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全年流动人口数达 287.7万人,但空间分布数据至今仍不可得。依据 1995 年统计年鉴资料,约 66.6% 的流动人口分布在朝阳、海淀和丰台 3 个近郊区。这些外来民工多以籍贯、职业聚居,易形成一定规模、具有共同利益和某些集团意识行为的民工社区“雏形”,如北京的“浙江村”、“福建街”、“新疆村”等农民社区。最近在一些“棚户区”,外来人口办起了为自己服务的商业街、诊所、幼儿园。他们正在创造长期定居的一切条件。 4 城市郊区化现象 最近在北京地区已经出现中心城市的郊迁扩散现象。概括起来,主要有如下几种形式: 4.1 卫星城建设 在北京,卫星城镇建设始于 1958 年,先后在远郊 11 个区县扩建、新建了 50 多个城镇和工业点。其中规模较大的有 24 个,即通县、燕山、黄村、昌平、门头沟、密云、顺义、怀柔、延庆、平谷、房山、良乡、琉璃河、沙河、南口、新镇、长辛店、龙各庄、周口店、天竺、安定、牛栏山、康庄、埝头等。这 50 多个城镇分布在距市区中心 20~70km 半径的地域内。新一轮城市总体规划中,再次强调了大城市外围卫星城的建设,主要是扩大其规模,完善配套设施,增强经济实力,分担部分城市功能。只要卫星城建设得好,就会成为人口、产业郊迁的最佳选择点,从而达到相对聚集效应,形成合理的城镇体系。 4.2 郊迁现象 在北京,老企业集中在市区,目前仅在三环路内就有工业企业 358 家,占地近 4万m2,而这些企业多数微利或亏损,有的则因污染、扰民急需搬迁。最近这些工业企业运用地价规律开始大规模郊迁,它们在郊区的新工业园区找到了落脚点,使北京的新工业区在郊区连成一片。由于北京工业外迁推动了部分职工的外迁。其居住地域的生成和增长是被动的,并由此才带动商业、公共建筑用地的增加,及郊区与市中心区交通联系的改善,这种生产建设与生活配套设施建设不同步性,给企业职工的生活以及企业的扩大再生产带来了不利影响。同时,部分职工不愿随厂郊迁,造成与西方国家不同的逆向通勤方式——在郊区工作,但居住在市中心。 4.3 郊外别墅区扩展 自 1993 年春天北京市第一个批准兴建的别墅群八仙别墅在昌平县境内正式破土动工以来,北京市已批准了近 100 个别墅区建设项目。其中比较集中的有:亚运村以北几十公里的范围之内,所谓北京市的上风上水、京城龙脉所在地带;朝阳区国际贸易中心以东以南至通县以及机场路沿线一带,这片地区主要受城东金融商贸圈外商投资云集的影响。此外,丰台高科技园区、顺义等地也有较为集中的分布。 4.4 远郊度假区出现 在北京,由于这些有产阶层的形成,在郊区高尔夫球场、度假村、贵族俱乐部、赛车场等纷纷兴建。例如,怀柔县八道河乡交界河村,由于这里水秀山绿、空气清新、环境优雅,吸引了一些富裕阶层来此购房,成为度假、休闲的别墅。 北京市棚户区与别墅区分布如图 3 所示。 图 3 北京市棚户区与别墅区分布图 5 城市土地利用/土地覆盖变化机制 改革开放以来,资本、土地、劳动力和技术四大生产要素,由静止到流动,由无价到有价,在我国城市土地利用/土地覆盖变化过程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生产要素的配置主要是政府行为。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育,生产要素的配置逐步走向市场。劳动力和资本已出现了大规模的空间流动,城市土地开始进入市场,技术在经济发展中的贡献率正在提高。在经济全球化、信息经济化的当今时代,它们已不再是孤立地对社会经济系统发生作用,一种生产要素的变化,必然引起其它生产要素的变化,从而导致整个社会经济系统的“连锁”反应。与此同时,中国开始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企业和个人成为相对独立的利益主体,开始与政府一起共同影响城市的集聚与扩散作用。首先,资金转变为资本,由政府拨款改变企业或个人贷款,城市发展和建设的投资渠道多元化,内资开始流动,外资逐步注入,带动了技术的引进、非国有企业的发展、各类开发区的繁荣和劳动力的流动。其次,劳动力除了作为人力资源外还被赋予另一种特性,劳动力进入市场开始流动,根据劳动力素质、劳动技巧和熟练程度被划分为不同层次的劳动力阶层,工资和劳动报酬差别随之形成。第三,城市土地由无偿划拨转变为有偿使用,房地产形成产业和市场,资本的参与进一步促进了城市用地功能置换,使得城市中心区、近郊区和远郊区按照“级差地租”原理重新布局。第四,技术的创新和引进,使城市交通、通讯、生产水平面临巨大的变革。 参考文献
作者简介 顾朝林 (1958-),男,江苏人,教授,博士,主要从事城市与区域规划研究。E-mail: [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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