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史彦

　　李能平是个极其普通的农民，住在重庆奉节县新城乡袁梁村，8 月 28 日一早，他带着全家与乡亲告别，赶往一个他从未到过的地方：福建晋江，那里是他的新家。李能平是千千万万个三峡外迁移民中的一员。进入 8 月，许多像他这样的人正在不经意间把三峡工程移民的大幕缓缓拉开，一直活跃纸间的三峡百万大移民在此刻变得真切起来。

移民政策为什么调整

　　正式决定外迁后，从办理手续、收拾细软、变卖杂物到拜祭祖坟、正式出发，李能平全家总共只花了五天时间，可以与这个速度相提并论的是政府部门三峡移民外迁政策的迅速出台，自从 1992 年决定兴建三峡水库之后，从各种渠道透露出的消息都是三峡移民“当地安置、就地上移”的说法，有关部门依据这一政策编制移民规划、进行试点也有 8 年左右的历史，而令人惊诧的移民外迁决定仅在去年 5 月才作出，并在短短的一年时间里开始启动试点，涉及省市多达 11 个，外迁移民达 13 万。这种政策调整的背后，究竟是什么力量在发挥作用呢？

　　移民是三峡工程成败的关键，而三峡移民却是一道世界级的难题，没有先例可循。面对这个困难，决策者一直试图在人与自然共处中寻找一个动态的平衡，移民局的官员说，库区环境容量的限制一直在考验移民政策的可行性。1998 年的长江洪水似乎激发了人们的灵感，如果仍然坚持原来的方针，当地的资源已经无法应付外来移民的吃穿用住，所以当外迁的想法映入脑海时，这道难题似乎就迎刃而解了。

　　困绕就地上移的两大难题是：环境保护以及移民生存必须的土地。重庆移民局宣传处郎处长的观点是：“就近安置，后靠移民是有限度的，大家从 1998 年的洪水中吸收了太多教训，朝山上搬，就要毁林开荒，生态环境将会进一步恶化，易生成山体滑坡、泥石流，加大长江的含沙量，不仅直接影响三峡水库的使用寿命而且也事关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可持续发展。”

　　据悉，三峡库区已经成为长江流域水土流失最为严重的地区，其中强流失面积在 30% 以上，库区的森林覆盖率也已由 50 年代的 26% 下降到 17%，基本没有成活森林，保护生态环境成为三峡移民政策调整的最大原因。原来李能平的房子建在超过倾斜为 25 度的山坡上，是泥石流、滑坡事故的多发地段，他决定外迁也就是考虑到这一点。奉节县移民局的工作人员介绍说，库区脆弱的生态环境，事实上已经无法就地消化所有移民。

　　政策调整的另一动因在于土地问题。三峡水库到 175 米水位后，被淹没的耕地多达 39 万亩，被淹没地区的农村人口多达 34 万人，加之考虑人口自然增长等因素，实际需要安置的农村移民 41 万人多，需耕地 40 多万亩，后据测算，通过坡地改梯田，调整责任田，工程防护等多种方式，全库区最多可以得到 34 万亩耕园地，人多地少，同时由于开发坡地成本巨大，所以外迁成为合理的政策选择。

　　建国以后的大型移民，除三峡库区以外，新安江、三门环以及丹江口等地总移民人数在 20 万—30 万之间，由于当时的绝大部分人财物力都着重于水库工程，对居民利益考虑较少，移民返迁量很大，诸多遗留问题直到今日依然没有解决，而三峡库区移民变补偿式为开放式，从被动变为主动，着眼于移民的未来发展，经济补偿与人文关怀并重，成为三峡工程成功的保障。

　　与政策调整相呼应的是库区移民致富的期盼，以及带动区域经济增长的希望，库区 22 个受淹县市中，有 10 多个刚刚能够脱贫的国定或省定贫困县，财政补贴县 10 多个，而移民前往的上海、广东、江苏等省市都是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移民生活水准可能直线窜升。许多人说，这样的机会我们已经等了 30 年。470 亿带来多赢结局

　　伴随着滚滚人流，巨额的移民资金也在各地之间进行重新的分配，对于库区和接收地而言，三峡移民工程的实施，地区经济发展也面临新的机遇。早在 1992 年，按照“三峡工程可行性分析报告”的预算，三峡的移民投资可达 185 亿元，到了 1998 年，这一数字已增加到 400 亿元，而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移民局副局长张宝欣表示，原有的移民投资规划也不完全充分，现在又追加了 70 亿的投资，移民总资金达到了 470 亿元左右。

　　在库区，几乎每个县市都有一笔帐：我们这里淹多少，比例多大，能得到多少资金。涪陵的官员说：“移民普遍觉得，国家的补偿费不仅不会使他们生活受到影响，可能还会发一点小财，库区的受益可能很高，对一个县来说，这样的机会可能只有一次。”

　　不仅对库区，对于移民的接收地来说，也面临着同样的机会，三峡库区外迁移民补偿金再加上国家补助是每人 3 万元，江苏省一位负责人曾算过一笔帐，江苏安置任务是 7000 人可以带进资金 2 亿多元，在江苏 1 万元就能盖 3 间瓦房，3000 元可将一亩滩涂地改造成良田。

　　这位负责人表示，移民带来的资金，有一部分要用于基础设施建设，这可以改善当地通路、通电、通水等基础设施条件，移民带来的生产安置费，可以集中起来开发当地资源，发展高效生态农业，使接收地得到实惠。

　　拥有这一机会的还有移民。李能平家每年的收入来源主要依靠卖柑橘、打零工以及养猪，年收入 1 万元左右，在当地算是中等。他的家庭支出也不少，由于没有耕地，每年都要买米吃，再加上买煤、买饲料以及供养小孩读书，每年的积蓄并不多，由于受到当地自然环境以及自身能力的限制，增加收入已经比较困难，决定迁往福建后，他忙着四处打听当地的情况，盘算着怎样让自己的生活能更好点儿。养猪是他们家最主要的收入来源之一，他的妻子听说福建不能养猪，很为失望，但夫妻俩仍然对未来充满憧憬。据悉，国家对库区外迁移民除给予适当补助外，还将实行后期扶持政策。2003 年三峡电站开始发电以后，国家每年将从电费收入中拿出一定数量的资金，对外迁移民进行后期扶持，这笔资金可以用来解决外迁移民存在的困难和问题，还可以用于发展当地的农业经济和改善基础设施条件。

组织得力但仍有缺憾

　　重庆移民局宣传处郎诚处长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三峡移民是前无古人的大工程，没有借鉴的经验，没有可以参照的实例，在此之前，从 1992 年开始，库区就进行了 8 年移民试点，最大的收获就是提出了开发式移民的方案，尽管从中央的政策方针到地方的落实规划都非常详尽，但在具体实施中，记者仍然发现不少需待解决的问题。

　　李能平决定外迁福建后，曾就相关政策问题向乡政府进行多方询问，得到的答复是“一切到了当地再说”，李能平只知道接收地会给他们准备房子、留出耕地，但具体详细的补贴情况，他说不知道。

　　据郎诚介绍，为鼓励库区农村移民外迁安置，国家在原规划的移民补偿经费基础上给予外迁移民一定的经济补助。外迁移民人均补偿和补助经费相加大约是每人 3 万元，其中 1.7 万元分别由地方政府用于外迁移民的生产安置、基建费用以及搬迁运输，直接发给移民的费用人均约 1.3 万元，同时由于移民被淹没房屋的质量，面积各不相同，每个移民实际所得也不能完全一致。

　　李能平的情况则表明，移民政策落到实处尚须努力。

　　搬迁之前，李能平的另一个窝心事就是，他所在的袁梁村村集体资金有几十万元，这笔钱是全村村民十几年积累的成果，由于以前从未想到过要迁走，关于这笔钱怎样分配也就没有明确的说法，李能平找村里商量了几次，都没有得到理想的结果，他妻子说：“这些钱他们都出了力，但没办法分到手，只能不要了。”记者了解到，不仅在库区存在这个问题，在接收地同样有这样的麻烦。广东一些接收移民地方的村民也在近日提出了问题，移民要进入村子成为村民，村集体资金究竟有没有他们的份儿？原住居民当然反对，因为这些钱是他们积累的，外迁移民进来就拿干股肯定不合适，而怎样不伤和气地解决这个问题，仍然没有好方法。

　　在一些接收地，农村养老保险已经搞了好几年，而三峡移民都没有保险，移民进入当地后，这项工作搞不好，将极大影响移民的安定。在上海，当地市财政出钱给移民搞保险，解决了实际问题。可在其它一些地区，类似问题依旧困扰着移民问题。

　　李能平说他最担心的是福建晋江的条件不如本地好，亲戚们则开玩笑地说，如果不好就回来吧，这种情况正是官方最为担忧的，据移民局官员介绍说，移民的心理问题是他们最关心的事，怕他们躺在“移民身份”上不谋自立工作，生活工作中处处以“移民身份”搞特殊，依赖政府，不仅当地人会排斥，而且融合的难度也加大了，如果这样一来，应当说是外迁移民工作最大的失败。

　　出钱搭屋，置田种地，这些事情都可以通过政策和投资做到，但文化、语言、生活习惯上的融合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李能平的家族在袁梁村已经居住了 8 代，村口东边的高山和西边的江水已经融入他的整个生命之中，在告别家乡的日子里，令他最难割舍的是故乡的山山水水。他不会说普通话，听说福建的方言众多，如何交流让他有点怵头，倒是妻子达观些：“听不懂就写字吧，中国字总是一样的。”

　　从奉节迁徙到晋江，李能平要走 3 天，而要完成从重庆人到福建人的转变，真正完成自己的地域文化归属，他们还有更长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