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求不足进一步影响中西部发展

　　中国经济在九十年代后期进入了通货紧缩，直接导致了需求疲软，增长速度放慢。经济运行正处于前所未遇的困境之中。这种现象，无疑对于中西部省区的发展更加不利。

　　关于西部发展，国内部分学者，多援用美国学者西蒙·库兹涅茨推导出的“倒 U 字”原理，来论证其解决方法：区域发展差距首先应当任其扩大，因为它必然逐渐减小。因而中西部可以等沿海来拉一把，从而达到共同富裕的目的。

　　显然这是不现实的。现在再用平调方式从发达地区调出资金、技术、人员去帮助中西部的事，可能性越来越小。

　　其次，沿海各地政府，自己也开始面临诸多等问题，帮助西部的能力下降。

　　第三，更重要的是，西部资源开发不足和市场容量受限，成为中国发展的瓶颈口。沿海与中西部的差距越大，沿海发展受到的约束就越大。

　　如果采取自由放任的政策，中国的区域差距绝不可能逐渐缩小。欧美发达国家的一世纪以来的发展历程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意大利北部和南部之差距很大，经战后数十年一贯强力干预 ( 本国以及欧共体区域发展基金和区域政策 )，南部的经济有了相当改观，但是在人均收入、劳动生产率、就业率、利率等社会经济指标方面，仍逊色于北部。且不提意大利政府对南部的大量投资，仅欧共体在 1975 年至 1985 年中，就把欧洲区域发展基金拨款的 30% 以上，投在了意大利南部。直到 1985 年 1 月 1 日起才将比例调低至 21.62% 至 28.79% 之间不等。即使如此，其生产率仍只有北部的 70% 左右；南部在经济上对北部的依赖仍然很强。考虑到意大利的经历，中国如果没有有效的政策措施，“倒 U 字”又怎能自动出现？

　　中西部省区资金积累能力弱，社会经济基础设施欠缺，软环境也欠佳，吸收的外资也很少。1979 年至 1998 年 8 月底，中西部地区累计批准设立外商投资企业 56785 个，实际利用外资金额近 300 亿美元，分别占全国总数额的 17.8% 和 12%，仍远远落后于东部地区。到西部投资的外商，主要是着眼于资源。

　　中西部发展缓慢的根源，在于其沉重的历史和不利的计划体制迭加。计划时期的价格体制，以及随后的价格扭曲，对已存在的区域差距的扩大，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50 年代实行的价格政策支配下，西部发生无形的区域间和部门间价值转移。据统计，即使在实行改革开放以后的近二十年中，甘肃原材料 90% 以上被指令性计划调往省外；同时，因消费品工业发育不全，又不得不以市场价调入。这种双重利益损失，在甘肃一个省就达数百亿元之巨。

　　这种状况，对国民经济造成了明显的有害结果：

　　(l) 中西部资源的供给弹性无法迅速改善，难以满足沿海及中西部自身经济扩张的需求。

　　(2) 中西部市场容量因人均收入低而扩大较慢，不利于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

　　(3) 中西部资金大量流向沿海地区和高回报产业，进一步削弱了中西部的发展能力。

　　(4) 中西部各类人才因缺乏发展机会而流往沿海，削弱中西部发展潜力。

促进中西部发展的传统方式

　　直到改革开放，促进西部发展的措施，主要是中央直接投资。随改革开放进程，中央直接投资逐渐减少。西部发展主要靠外延扩大。中央投入减少，其发展速度减缓。

　　改革开放以来，中央将发展优先放在沿海。随着沿海的高速发展，东西部差距再度拉大而导致促进西部发展的需求突出。由于财政体制的转变，中央政府的财力已经无法承担直接投资的需求。所以沿用行政手段，动员各级政府和政府部门，企业分担这项任务。

　　对口扶贫的方式有多种：1. 结对扶贫；2. 干部代职扶贫；3. 地方横向协作。

　　第一种措施延续到今天，但是在体制没有保证：1998 年国务院部委改革缩编，削减经费和冗员，一些机关已经不复存在，对口扶贫任务如何继续？

　　同时，沿海地方因经济普遍困难，帮助西部地区的能力下降。相当多的国有企业亏损增加，无力援助贫困地区？

　　第二种措施虽然不直接与资金相关，但是立项目，办希望小学等，都与相关机构的预算密切关联。这又取决于上级拨款。

　　第三种措施可能因互利而持久，但是在现行政策体制下没有充分保证。行政捏合者居多。

沿海和中西部合作的新方式

　　在市场经济前提下，政府的角色主要在提供政策诱导和改善基础设施，以方便要素流动；而资源和要素的配置，则主要由市场或看不见的手来决定。

　　从近年的中西部发展过程来看，中央和地方政府在这方面已经有了良好的开端：1998 年起的 5 年中，政府将投资 2450 亿元于铁路建设，1998 年在建的 19 个项目中有 11 个项目是改善中西部的交通运输能力。在西南和西北有许多许多大中型水利、水电火电项目、青海和新疆油田的进一步开发、兰西拉光缆、兰乌阿（拉木图）国际光缆等。所有这些，将有效改善西部的发展前景和投资环境，诱导沿海企业西移。

　　这类企业转移的主要目的有三个：利用西部的资源，廉价的劳动力和市场，以及地方性优惠政策。当然有些企业的深层目标是延伸自己的产业链，向上游产业或下游产业扩张。

　　对西部来说，资金等要素的注入，加大对本地资源的开发，增加了就业和税收。随外地资金的进入，本地闲置或沉淀的资产得以盘活，地方经济的活力提高。集中了原来川东所有贫困地区的重庆三峡地区在这方面尤其突出。

　　江苏常州常柴股份有限公司，盐城燕舞集团，上海白猫有限公司，江苏维桑集团，天津王朝葡萄酒公司，山东黑豹农用车集团，广东格力电器和海南岛富达电子集团，浙江娃哈哈集团等企业，都在三峡地区有投资。

　　上海与新疆石河子合资新申纺织公司。

　　上海毛毯厂与云南大理毛纺厂剥离的有效资产合资组建一家新企业。

　　青岛海信控股贵阳华日而组建贵阳海信：其股权结构安排是 51%：49%。

　　宁夏香吉（银川）淀粉公司，由福建莆田和宁夏西吉合资 3 亿元组建。

　　青岛红星化工集团，1992 年到陕西安康的平利县组建红利矿业公司；随后与日本蝶理株式会社在四川建立合资企业。1995 年该合资公司到贵州安顺的镇宁县组建镇宁红蝶钡业公司。

　　这次要素的跨区域流动，基本上是企业行为。

　　要素从发达地区向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的流动，支撑了中西部内需的增长，通过乘数效应对整个国民经济产生积极的效果。这实现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东西部互利合作，共同发展。

区域差距导致产业跨区域迁移

　　区域差距所造成的势差，给东西合作创造了条件。由于在工资，房租，地租，原材料价格，公用事业费用等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区域差，要素便向低成本地区流动。

　　沿海企业成本上升趋势突出，对传统产业的赢利能力有很大压力。深圳的三来一补企业一度大量迁出深圳。北京和上海则将市中心的制造业迁往郊区或外地。又如沿海粗纺业，几乎全行业向中西部迁移。广东的甘蔗种植和蔗糖加工业企业因成本上升而萎缩，蔗糖业向广西和云南转移。

　　应该说，沿海企业陷入这种成本高涨的困境，是有其地理和体制原因的。从资源分布来说，沿海地区经长期开发，资源已近耗竭。据甘肃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周述实教授和深圳国有资产办公室主任李黑虎研究员九十年代前期的调查，沿海产业中能源和原材料工业所占比重，在 10% 至 30% 之间，而中西部地区能源和原材料产业比重多在 50% 以上。

　　北京纺织业，已开始转向新疆。1995 年 3 月，上海与新疆协定，从当年起把上海棉纺织业的 10 万一 20 万锭的生产能力转移到新疆。广东、山东也在与新疆开展类似合作。中国纺织总会计划从沿海向中西部转移 100 万锭纺纱能力。

　　广东的最传统工业：制糖业，更是典型。本世纪前半叶，制糖业曾是广州的支拄产业。有劳动力密集型特点，产业链比较长，带动了广泛的工业发展。六十年代以前，效益很好。七十年代效益下降。到八十年代，珠江三角洲就难以维持制糖工业。因而糖业的分布格局变化是，从广州移到其外围的珠江三角洲，继而移往粤西以及湛江等地。八十年代糖业在广西兴起。九十年代连桂东南成本也上升迅速。目前滇南、滇西南糖业已崛起。

　　深圳近年产业成本上升之高，更是突出。深圳产业是有相当一部是劳动力密集型的三来一补工业。在高成本的压力下，许多三来一补企业纷纷迁移至特区以外的东莞、惠阳等地以及外省区。1991 年深圳的皮革工业有 1200 余家企业。而到九十年代末，只剩 600 多家。

　　据深圳唐杰博士等的调查，1994 年深圳特区的多家银行向内地拆出资金 77.75 亿元，是 1990 年的 3.56 倍。从 1987 年到 1994 年，深圳企业到内地 80 多个地区兴建独资、合作项目 1390 个，资本金超过 100 亿元。邻近深圳的东莞则提供优惠政策，以吸引深圳产业迁移到东莞。1995 年到 1998 年，东莞大岭山镇就从深圳吸引 40 余家外资企业迁移到该镇。这种趋势对深圳经济发展已经产生影响，以至于 1998 年末深圳开始重新重视四大传统产业，以维持并促进传统产业在深圳的存在和发展。

　　1998 年到 2000 年，上海拟投资 150 亿元，将上海传统工业向外地转移 20%，以为新产业发展腾出空间；同时，为恢复上海产品在国内市场的份额，将产业向外地扩展。

　　沿海发达地区，在实施产业结构调整。依据国际规律，工业化发达的地区产业结构的调整，其方向无一例外是促进第三产业的扩张，第二产业比重在降低的同时实现技术升级。上海直到八十年代还是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但是其产业结构到 1999 年，已经完全逆转：据上海市的统计，1999 年 1 月到 2 月间，第三产业在上海的 GDP 中，首次上升到 50.1%，而第二产业则下降到 48.5%。

　　要素西移意味着中西部欠发达地区有可能获得资金，设备，技术，人才，销售渠道，管理等要素的流入。

产业跨国跨区域迁移是经济规律

　　东南亚一些国家地区之所以在六七十年代成为亚洲经济奇迹，便是借助产业在区域间转移的机遇而加快发展。要素来源国家和地区则因产业升级而获得新的发展空间。

　　日本战后复兴，到五十年代未开始，经济发展强劲。伴生的现象则是汇率上扬，劳动力短缺而劳动力成本提高。劳动力密集型低利产业便开始向外输出。日本产业转移首先带动四小龙的发展，六七十年代美国的越南战争在东南亚地区的军事采购和其他消费开支更给四小龙和东南亚国家的发展提供了强劲的拉动。日本则专注于电子等高技术部门的扩张。

　　到七十年代石油价格猛涨，四小龙因原材料和劳动力等成本持续上升，为改善国际竞争能力，开始向东盟国家及其中国沿海转移部分劳动力密集产业，拉动了中国沿海和东盟国家的发展，同时四小龙则也得以将其产业结构升级。

　　台湾工业也随两岸关系缓和，自 1983 年起进入大陆，到 1992 年未，已有台资企业 10245 家，协议金额达 89.8 亿美元。1993 年更开始加速进入大陆。

　　除了传统产业，国际名列前茅的台湾的信息电子产业，也因为成本问题在全面向大陆转移。国际竞争特别激烈的电脑产业，市场销售对价格很敏感。为此，台湾厂商近年大规模转移到大陆，主要集中在广东东莞，形成“台湾接定单，东莞生产，香港发货”的两岸三地经营模式。

　　韩国八十年代以来劳动力成本急剧上升，随中韩关系的正常化，韩资企业开始转移到我国沿海地区，特别是山东半岛。

　　中国沿海发展经过二十年改革开放的促进，企业成本上升到很多企业难以承受的临界点了，触发企业外迁的进程。

　　中国与日本及四小龙国家地区不同者在于，中国的版图大而国内的区域发展差距也较大，因而产业迁移的全过程可以发生在国内。因而劳动力成本低廉的省区的发展将得到这些要素流入的拉动。

　　中西部深化改革，扩大开放

　　东部要素西移，按照其目的，大概可以分为三类：

　　1. 着眼于中西部市场：

　　天津大邱庄万全集团有百万吨钢材加工能力，新疆和西部有钢材改制加工的市场，故 1993 年起与新疆乌鲁木齐农垦局乡镇企业总公司签订三个联营协议：新疆方面出厂房，场地，公用公共工程设施和运输设备，万全提供生产设备和技术。

　　莱阳山东鸿达建工集团生产建筑机械，是建设部塔吊的定点企业。产品面向全国。运输量大，影响远距离销售。在新疆乌鲁木齐 1994 年底投资 600 万办分厂。

　　2. 着眼于中西部优惠政策：

　　贵州普定县，有一福建客商 1993 年 3 月去考察办轧钢厂。在两天办好全部手续。四个月后，投资 1100 万元的金属制品厂已经开始投产。如此的优惠方便，随后便吸引了一批福建客商投资，办起瓷砖厂、制砖厂、旅游鞋厂、啤酒厂等，初步形成福建工业小区，拉动当地二三产业的发展。

　　3. 着眼于中西部资源和低成本：

新疆昌吉市东方铜业公司，是无锡锡山市东方铜材厂与六工乡的合作项目，把当地停产企业的厂房和配套设备稍加改造，几个月便建成年产 5000 吨铜线锭、产值 1.5 亿元的企业，东方铜材厂靠这个企业生产的铜线锭，解决了自己原材料的不足和质量不稳定问题。锡山在新疆每加工一吨铜，电、煤、油和运费的差价便节约 287 元。还不算劳动力成本比江苏低。

　　杭州梅园蜜饯厂与宁夏彭阳果品厂合作，利用当地盛产的野山杏联合办厂，开发新产品，将野生资源转化为优质产品。

　　西部企业也有主动与东部企业合作，或走向东部以开拓发展空间的。

　　新疆喀什泽普主要农产品是粮棉。泽普棉纺厂只有一万纱锭，却在当地举足轻重。该厂长期与上海第一棉纺厂技术合作，投产前派人去实习培训，投产后邀请上海退休技工来新疆，安排在生产和管理主要岗位上。虽然高待遇加大成本，但是生产成本却得以控制，实际成本下降，产品质量提高，市场销售扩大。

　　新疆民营企业德隆集团，通过资产运作，在辽宁和湖南出资控股了各一家上市企业。

　　贵州安顺虹山轴承厂以三线企业的技术人才优势，通过技术输出，给山东海阳乡镇企业轴承厂解决了生产问题，使其扭亏为盈。随后二者开始紧密合作，在山东组建合资企业。

　　依托兰化公司技术成长起来的甘肃蓝星集团公司，以化学清洗业务起步，资产扩展迅速。上市后总公司迁移到北京，对该集团主业和多元化业务的下一步发展，开拓了新的空间。

　　宁夏吴忠仪表有限责任公司 1999 年整体收购珠海生产生物制品的高技术企业亚利公司。收购后，吴忠仪表注入资金，在原来基础上兴建生物工程基因药品，给自己的生产培育一个新的增长点。

　　这种要素流动，对东部沿海和中西部都有好处：东部沿海可以专注于新兴工业的发展，顺利推进产业结构调整；而中西部则在得以开发资源，增加就业，获得税收，盘活资产。

　　但是近十年来的实践表明，西部要素东移一般遭遇问题很少，而东部要素西移的障碍还比较多。西部问题的症结主要在四方面：

　　一、基础设施改善太慢，中西部省区吸引外资和沿海资金能力太弱。

　　二、法律政策环境太差，地方保护主义往往使到中西部投资的客户利益得不到有效保护，同时，某些不法工商业者欺骗中西部地区，将过时的设备或高污染的技术转移到中西部。

　　三、相当多的中西部政府招商引资政策，大多定位在外资上。

　　四、体制摩擦冲突。东部企业向西转移者，多是非国有企业；而中西部的现状，至今是以国有企业为主，政府依然习惯对企业的过度干预。

　　随着亚洲金融危机，海外华商的投资能力下降；同时东盟国家货币贬值，吸引投资能力增强，对我国引资产生直接竞争。沿海地区引进外资遇到很大困难，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吸引外资的难度更大。中西部应倚重的投资者是国内的投资者，因而其引资政策应相应调整，同时完善政策和法制以保护外来投资者的利益。

　　中西部只有着力改善投资环境，才能有效吸引投资。作到这点，则先要深化改革。因为中西部欠发达的深层原因，是改革滞后。这主要反映在所有制结构和经济结构，产业结构三方面。

　　所有制改革方面，中西部非国有部门发展较差。东部的高速增长，主要靠非国有部门的扩张。而国有企业在中西部工业经济中的比重没有显著下降，有的还略有上升。青海国企的比重，在 1992 年达到 82.4%，比 1978 年升高 0.7 个百分点。

　　这种所有制结构特点，不利于市场经济的发育。因为大部分国企已经成为财政负担，徒然消耗资源，抑制非国有部门的发展空间。中西部发展，应特别注意诱导沿海资金在与当地要素结合的过程中推进产权流动及企业改革。

　　经济结构改革方面，推行改革开放以来近 15 年，中西部的经济结构调整显然很不够：

　　农牧业等传统部门所占比重仍然很高。据胡鞍钢等的调查，宁夏、云南、贵州、广西、西藏等省区的农业比重在 36% 以上，而沿海的北京、天津和上海均在 10% 以下。

　　非农产业在农村产值比重方面，1992 年全国平均为 64.2%（1985 年为 42.9%），而新疆近为 17.2%。

　　产业结构的调整方面，甘肃和青海的重工业比重均在 70% 以上，而全国平均为 51.1%。

　　中西部地区只有深化改革，增强对内资开放的意识，才能加快发展。

　　要素流入中西部欠发达地区，不仅刺激当地的发展。更重要的是，许多项目同时达到改造国企产权结构和产品结构的目标。

　　如青岛啤酒出资控股西安汉斯啤酒、青岛海信控股贵阳华日，深圳康佳在东北、华北的参股、购并等。

　　对于中西部省区政府来说，认清这个大趋势，因势利导地利用沿海资金技术来帮助促进本地的发展，促进非国有制企业的发展壮大，以增加就业和国民收入，就十分必要。

结论：沿海要素促进中西部地区发展

　　如前文所述，西部改革滞后，尤其是国企改革的滞后和非国有部门发育的不良拖累了中西部的发展。那么，对国有部门进行改革，鼓励多种所有制企业的发展和壮大，便是刺激中西部发展的一大关键。

　　优势企业到中西部购并产权、沿海要素向中西部转移，将有助于这个问题的一揽子解决。政府对中西部资源产业和基础设施的投入，将改善中西部的投资环境；而中西部以新的引资政策，为非国有企业的发育和发展提供条件，则中西部改革滞后的局面将会改观，改革与发展滞后的问题一揽子解决也就有了可能。

　　在这个过程中，中央政府的角色之一，是完善立法并制定出符合情况的区域政策和产业政策。

　　中西部地方政府则应制定相关政策吸引东部沿海的资金技术，坚持司法公正，保护外地投资者的利益。否则，要素难以持续流入。沿海和中西部间的区域差距就难以控制，国内市场的内需和市场容量就难以扩大。这样的话，对沿海和优势企业，对欠发达的中西部民族地区，都是不利的。这会放任区域差距的继续扩大，以致影响国家社会经济的稳定。当然，中西部民族地区的引资中，应当注意避免只重数量，不重质量的做法，防止引入高污染的产业。(1999.10.31)

参考文献：

　　邹蓝：《巨人的跛足：中国西部贫困地区发展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哈尔滨，1992 年

　　邹蓝：中西部地区的改革发展与沿海要素西移中科院自然资源学报 1998 年 3 期

　　雷庆多：关于广西蔗糖业二次创业问题的思考桂海论丛 1999 年第二期南宁

　　农业部乡镇企业局编：《推动东西合作、促进共同发展》，1996 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