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 年 7 月末的一个繁星密布的夜晚，乌鲁木齐沙依巴克区南昌路，妖魔山北麓自治区农科院交流中心刚收割过的实验田里，燃着一堆熊熊篝火，一群青年人的脸被火烤得通红，几瓶酒，几只西瓜，正合了 " 早穿皮袄午穿纱，围着火炉吃西瓜 " 的新疆俗话。这些人，就是我们课题组的全体成员。

　　喧腾的笑语，是因为由新疆党委政策研究室主任尹筑光先生组织实施的我们这项研究课题获得自治区党政领导宋汉良、铁木尔·达瓦买提的高度评价。若能预卜此课题 " 中国西部：改革开放的新抉择 " 凝成的对西开放方案，以荣毅仁先生和宋汉良书记的名义上报中央后，在 1988 年 12 月 30 日会获得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小平同志以及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总书记的赞赏，说不定这场欢聚，真会变成狂欢呢。

　　29 人的课题组，个个都是研究西部各方面问题的好手，但不全是西部人。

　　从民族分，有汉族、哈萨克、彝族、白族、苗族；

　　从户籍所在省区分，有新疆人、北京人、河南人、内蒙人、甘肃人、云南人、贵州人。

　　古时，凯撒大帝在对他所征服的西欧，顾盼自雄地说过这样一句名：Veni, Vidi, Vici（我来，我看见，我征服）。

　　而我们，面对西部这片土地，要说的是，我们来，我们看见，我们被征服。

　　我们这支西部研究队伍，骨干分布在全国许多地方，不仅在西部各地，也分布在北京，上海以及郑州等城市。而其籍贯则也各不一样。

　　西部研究队伍的老大哥尹筑光主任，是湖南人，出生在西部的贵阳，很早便进了新疆。曾经在新疆代管的全国海拔最高的西藏阿里地区任过几年的职。后来下了山，为自治区党政领导管理智囊团，为新疆和西部的发展贡献过许多有效的决策建议，促进和推动了新疆和西部的改革开放事业。

　　苏州人梁齐，生在乌鲁木齐而得名；梁齐从苏州到北京上学，毕业后主动去了青海。山西人安才旦，干脆把名字起得象一个藏人。确实，他长在青海，学的是藏语。浙江人林沧，生长在昆明，大学毕业后分回杭州，他却执意调回了昆明工作。彭纯，新疆人，在北京读完研究生，又一头扎回新疆，是青年金融专家，目前主持新疆交通银行。

　　焦亦民祖籍为山西，现在是新疆区党委的青年研究骨干。

　　潘人伟，上海知青，到内蒙插队后放弃回沪机会，留在呼和浩特研究改革，不久前他又转赴伊克昭盟工作。

　　曹征海从人民大学毕业后毅然返回内蒙，在区党委研究经济改革问题。

　　本身为甘肃人的俞允贵，多年在拉萨自治区经济研究中心工作，对西藏的经济社会发展的多方面问题很有心得，1997 年调到西藏社会科学院工作。

　　青海藏学研究所的邢海宁，经常呆在海拔 4000 余米的果洛州昆仑山里做调查。

　　云南德宏州的杨晓、董海云，贵州民院的童中心、贵州省委的陈亚雄，云南省委的林玲……

　　身为西部人而工作在西部的，就更有一股为家乡而献身的气慨。

　　贵阳的盘伟岸，嫌研究工作对发展的直接作用不大，放弃了省城的工作，一头扎到黔南望谟县去干实际工作了。

　　哈萨克人泽尔民别克，大学毕业后放着工商银行分行的 " 肥缺 " 不去，却坚持要到自治区经济研究中心去工作。

　　西部，有许多社会经济发展问题要研究，给这些人提供了极大的用武之地。

　　西部的风光、人情，也给艺术家们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素材，靠着这些西部人独有，西部人最能体会、理解的资源，我另一些艺术家朋友，作出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贵州布依族画家刘雍、云南傣族画家俸贵德（艺名戈壤）在中国美术馆举办的个人美展，获得美术界及美术爱好者的极高评价。

　　云南哈尼族钱东凡与傣族伊苏拉罕夫妇，在舞剧《阿诗玛》中分别扮阿黑哥与阿诗玛，在昆明艺术节期间，艺惊全国。

　　除了这些朋友外，更多的朋友，在西部各地从事着平凡而默默无闻的工作。

　　在西双版纳、昆明、红河、贵阳、成都、重庆、兰州、西宁、格尔木、哈密、乌鲁木齐、喀什、银川、呼市、西安、拉萨……

　　他们中有画家、歌唱家、舞蹈家、医生、记者编辑、邮电通讯电子等行业的科技人员、政府官员、公安和国家安全人员、科研人员、广播电视工作者、会计、党务工作者、宾馆和旅行社工作人员、企业高级管理者、铁路员工、大学教授讲师、经贸人员和下海人等等。

　　就是下了海的西部人，也有解不开的西部情结。甘肃、青海、贵州、云南、陕西的若干研究人员就地或到广东、广西、海南下海后，念念不忘的是找有利于西部发展的项目。1993 年我们在北京策划促进西部发展的晋陕蒙煤炭外运项目的方案设计，一半多是由下海和没下海的西部研究工作者义务完成的，他们以前在北京、青海、甘肃、贵州、云南工作，现在多半在深圳和北海经商或半经商，到北京来半个月的机会成本很高，但是他们义无反顾地来了。

　　没有了他们，没有了西部全体人民的劳作，西部的发展是不可能的。

　　有这么多的西部人，在全国人民的配合下来医治这条腿的疾病，还有什么不可能做到的呢？况且这条腿的健康与否，还影响到中国这个巨人的整体健康。

　　清人顾祖禹曾指出，" 欲保秦陇，必固河西，欲固河西，必斥西域 "。

　　三十年代曾问吾在其《中国经营西域史》一书中也断言，" 我国无帕米尔，则无疏勒（今喀什）；无疏勒，则无新疆，牵一发足以动全身，足见其地关系边防之大。"

　　听任西部贫困继续存在，听任西部与东部的差距继续扩大，对维护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确实不利，这绝非危言耸听。

　　从历史上看，英、俄、日帝均利用宗教、民族等问题插手我国西部，特别是西北事务，企图分裂我国国土，而今民族分裂主义份子的活动足以表明，苍蝇正在找鸡蛋上的缝呢。

　　江泽民总书记在 1989 年 9 月 20 日的全国少数民族地区扶贫工作会议上指出：

　　" 贫困地区多数地处边远，自然条件差，而且相当多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有些还是革命老根据地，进一步做好扶贫工作，尽快使这些地区脱贫致富，不仅是个经济问题，而且是个政治问题。搞好少数民族地区的扶贫工作，对于巩固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都有重要意义 "。

　　归纳起来，西部发展迟缓，不仅不利于西部本身，而且拖累全国发展。首先，低收入人口长期存在，会使西部市场的容量无法适应东部和全国企业扩张的需要，更无法拉动当地产业的发展。

　　其次，资源配置的劣化，影响东部产业的效益，从而影响地方和中央的财政收入，间接影响中央对西部的支持和援助。

　　第三，西部长期依赖财政 " 输血 "，对中央和东部是一个拖累，不利于全国发展。

　　最后，作为边境地区和少数民族集聚的地方，西部长期发展落后不利于民族团结和边境稳定。

　　正如前文所述，西部与东部的经济结构互补性很强，东部把高能耗、高物耗产业西迁，便能改进产业结构；西部的发展也因此而得到刺激。同时，西部矿产及其他原材料以半精加工或精加工的形式东运，可以大大节省铁路已经饱和的运力，东部对能源的需求也相对减少；运输和能源的瓶颈约束也得以缓解，这对西部和东部都很有利。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西部的改革开放与发展，不仅对西部的社会经济发展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而且对 21 世纪东部和全国的发展也会起到极为重要的促进作用。

　　西部目前固然贫困，可是它是富饶的贫困。可以说，西部对于中国的未来，有点象那只 " 宝葫芦 "，中国需要什么宝贝，它就能拿出什么来，这样的宝葫芦，我们能抛在一边不管吗？

　　反贫困，与救灾、维持和平、保护生态及扫盲一样，是能超脱于任何意识形态的分歧而做到全球通力合作的领域之一。中国西部的贫困，自然首先是全中国通力合作来挖的大山之一。

　　大家动起手来，跛足才能恢复健康，中国这个巨人才能以轻松的步伐，跟上历史前进的步伐，西部，毕竟是我们共有的家园。

　　1992－1997

　　作者附记：本文的前两稿曾先后发表于中国西部发展报〈1992 年 10 月 15 日至 1993 年 4 月 1 日〉和无锡日报〈1993 年 6 月 16 日至 7 月 2 日〉。本文据此两稿再行增删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