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高梁》一上演，人们就记住了那地处偏僻的酿酒庄子及其象征：月亮拱门。随着全国各地都响起粗声粗气嚎出的歌声“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张贤亮就顺利地把银川新市区西侧贺兰山下镇北堡的这片荒凉，“卖”了出去。先是张艺谋买了下来，然后再通过《红高梁》而转卖给了全国人民甚至外国人。

　　1995 年 8 月，在张贤亮主持的华夏西部影视城参观。其它人对张贤亮拥有的这片荒凉及演员在表演时用过的道具和外景内景很是注意，都在听完张贤亮的介绍后蜂拥向前了。而这类荒凉我在西南西北见过得太多，因而我也只对“出卖”荒凉的张贤亮感起了兴趣。说实在话，我对作家张贤亮有兴趣才更准确。我喜欢读他的小说，不仅仅是因为他真实准确地剖析了主人公在逆境中的心理活动和感觉，也因为他刻划了逆境中人们展示（尽管是不算经常）出的美好人性。也许潜意识里还含有我作为经济学家兼业余作家而对他这个一心想研究政治经济学，最后却以喷涌而出的小说而著称于世的人的兴趣。

　　张贤亮告诉我，所谓出卖荒凉，就是吸引游客来参观贺兰山下以荒凉为其特色的这个旅游景点。在 1995 年 8 月这时的规模，大约是每天游客 600 人左右，门票分 10 元和 20 元两种。还不时有以西部荒凉，苍莽及贫困为背景的电影电视，在此拍摄外景等等，收入还算过得去。而一旦有了赢利，与这片土地有点关系的单位就开始来要钱了，尽管起初他们也不相信张贤亮能把这片荒凉得数千年都没人愿意停下来看一看的黄土地“卖”出去。说到这里，张贤亮嗓音不禁高了一点，一甩手把手里捏的半截烟扔到地下。

　　见此景，我也就不好意思再问他，是否感觉与他当年在这里当“牧马人”差不多。

　　在小说《灵与肉》（后改编成电影《牧马人》) 中张贤亮以自己为模特儿写道，“他解除劳教以后，因为无家可归，于是被留在农场放马，成了一名放牧员。”

　　这家农场，便是南梁农场，也就是离目前出卖荒凉的镇北堡相隔并不远的一片黄土地。这里出的枸杞子，在宁夏名气很大。我们在枸杞之乡中宁买枸杞子时，还有人夸赞自己的货，是南梁的。

　　这镇北堡，到了张贤亮的小说《绿化树》里，就成了镇南堡，他是这样描写的。

　　“镇南堡和我想象的全然不同，我懊悔一上午急急忙忙地赶了三十里路，走得我脚底板生疼。

　　所谓集镇，不过是过去的牧主在草场上修建的一个土寨子，坐落在山脚下的一片卵石和砂砾中间，稀稀落落地长着些芨芨草。用黄土筑的土墙里，住着十来个人家，还没有我们一队的人多。土墙的大门早被拆去了，来往的人就从一个象豁牙般难看的洞口钻进钻出。”

　　我想，张贤亮牧马，肯定在这镇北堡一带走过。彼时为牧马人，刚从劳教农场出来；此时却是誉满天下的作家，兼经营有方的老板。这种对比，不知能否令张贤亮大发感慨。张贤亮选择他劳改和当牧马人时的故地来经营，肯定有他的深意。以我的揣摩，其中的目的之一，大概是为了就在这片令他蒙受屈辱的地方扬眉吐气一下：昔为阶下囚，今天当主人。

　　至于这镇北堡的历史沿革，据《明史·地理志》所载，为宁夏右屯卫之一部分，其址为今银川市新市区北，属贺兰县。《嘉靖宁夏新志》卷一载，“镇北堡，北自平虏城（今平罗），南抵大坝，沿山空旷三百余里，虏入境，视若无人之地。镇城迤西，恒受其患。弘治十三年，巡抚都御史王旬，奏委指挥郑珀筑之。置步兵二百名守哨，把总官一员。凡居人樵牧，始有依附。”

　　文化大革命这场恶梦过去，镇北堡出现了一个属自治区农建委的林草试验场畜牧站。既然还是以林草畜牧业为主，其荒凉之程度还是可以想象得到的。

　　以张贤亮作为小说家的智慧和攻读《资本论》所获的学识，他也许意识到，中国沿海地区的迅速发展，将使以往城乡贫困面貌迅速改观。到那时，想反映历史上那些困苦的场面和未经城市化、工业化破坏的荒凉、苍莽、天然景观就不容易了。乘西部发展稍慢一步，他先下手，把一片本来就荒凉的土地上的时代指针，凝固在他接手的那一刻，让这种荒凉能长期不变地保存下去，无论周围发生多大变化。物以稀为贵，再加上他与导演、演员们的良好关系，这片荒凉地成了游客感兴趣的景点和国内和港台不少影视作品的外景地，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了。他当然十分清楚，西北的荒凉之景随处可见，如果没有演员和影视作品用过的外景和道具，仅仅荒凉是不足以吸引游人的，张贤亮的荒凉是难以“卖”出去的。而张贤亮的本事正表现在点黄土为黄金上。

　　关于这位名作家的“下海”，文学界和社会上着实有过一阵争论。其中最偏激者认为张此举纯系为了孔方兄。但是我不相信一个受过多年苦难而思想深刻的多产作家会仅为了钱而下海。在有限的生命过程中，尽可能多地体验各种生活方式，从而获取更多的写作素材，也许这才是张贤亮的真实目的。当然我也无法排除张要借此为贫寒的文人同事落实经济政策谋福利的目的。后来看到张与台湾女作家李昂的对话，证实了我的这一判断。张说，我觉得一个胎儿在母体孕育时，上帝并没有指定这个人将来从事什么职业，只是专业化后，限制了他其它方面才能的发挥。所以我觉得每个人都是全能的，必须随着机遇去挖掘他潜在的能力。我因为环境成了小说家，但我不相信我只会写小说，当外在气候条件的因素能配合时，我会极力去发展我其他才能，这使我的生活充实快乐。另外一个原因，大陆有专业作家制度，写了几本书后，就被国家供养着，一年不写书，也有工资拿。这种制度扼杀了作家必须和一般民众一样忙于生计的机会，割断了作家与现实生活的关系。我觉得参与市场经济的改变，作家才有写作的新素材。因为我经商只有三年多的时间，在作品的题材上还没有太大改变，我还需要再沉淀、思考。

　　这几年人虽然在商海中，张贤亮确实没有停笔。当我提起我刚在《中国作家》双月刊 1994 年第六期发表一篇散文“哀牢云雾洱海情”时，张贤亮告诉我，他的一个中篇随后就会在《中国作家》刊发，这就是我后来读到的中篇小说“无法苏醒”。他表示说，1994 年他发表了《我的菩提树》，写 1960 年发生在大饥荒时的劳改营里的事。他向李昂介绍说，1996 年他正在写的作品是一部《大河》，写一百年来一个家族的兴衰，其中的女性，有很多都是悲剧人物。

　　张贤亮在西北呆了这么多年，也就有了西部人那样的鲜明性格。他对日本鬼子就一直“念念不忘”。声称他“利用”当宁夏文联主席的职权，不许各下属单位购买日货，买了也不许报销。他本人也不买日货。他管下的电子广告屏幕不承接日本产品的广告，并出资复印他的散文《我为什么不买日本货》，免费赠送参观西部影视城的日本游客。也许是他作为抗战时期出生的南京人，对那场有 30 万人惨遭日本鬼子屠杀的南京惨案至今记忆犹新。联想到日本总有那么一些政客和右翼分子不承认日本的战争责任，甚至胡说他们只是“进入”中国，不久前自民党居然把参拜靖国神社和把钓鱼岛问题列入竞选党纲，从而激起中国人和东南亚人民的愤怒。想到这里，我对张贤亮如此言行就更生敬意：他以个人行动表明了中国人的义愤和严正立场。

　　一下子有百余人来参观，又与我聊了一路相当投机，张贤亮很是高兴。在他的作品集上用毛笔写下了“邹蓝先生，张贤亮 95．8．23 于宁夏”这两行字后递给了我。回北京后我也寄赠于他我的两本书：《巨人的跛足：中国西部贫困地区发展研究》和译作《斯坦贝克日记选》，以示对他的敬意。

　　炎黄世界 1997 年第 1 期香港大公报 1997 年 2 月 21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