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约有耕地 15 亿亩，以 12 亿人分摊，人均为 1.36 亩。以每亩 800 斤计，人均粮产不过 1088 斤，在人口超过 5000 万的国家中，中国的人均耕地面积略多于孟加拉国和日本而居倒数第三。据日本朝日新闻社的 " 知惠库今日世界 " 手册 1991 年版数字，以可耕地与领土面积之比为指标，亚洲国家中第二大国印度为 57%，小国日本也达 13%，第一大国的中国，只有 11%。

　　贵州地无三尺平。云南坝子（山间平地）少，故常把池塘、湖泊夸大其辞而称为 " 海 "，如洱海、程海、阳宗海、草海什么的。据说这是元朝蒙古军队占领中原的结果。蒙古高原极少湖泊池塘，故人们见到这种水面便以 " 海 " 称之。北京的北海、中南海和什刹海在江南不过是大池塘而已，却已经被叫了数百年的 " 海 "。来自云贵高原的王永庆、徐新建、邓超到了伊犁，看见伊犁河谷隐藏在天山深处，水源充足，土壤肥沃而且人口稀疏，土地资源格外丰富而极为兴奋。

　　伊犁全区平原土地 1800 万亩，现有耕地 600 万亩，宜垦荒地还有 600 余万亩。只要能在这一处垦出 1000 万亩耕地，全中国的人均耕地面积，就可以增加近百分之一亩，即 6 平方米，可为每人增加粮食约 8 斤。

　　云南省经济研究所的白族青年经济学者邓超富有诗人气质，也出过诗集，作这样理想的推理自然难免。偏偏贵州社会科学院的徐新建是小提琴手转行读文学的学者，且擅长于报告文学与剧本创作，也因初来新疆而倍感新鲜，满脑子浪漫蒂克的想法。至于贵州社会科学院的青年经济学者王永庆，兴奋起来也是个三头牛拉不回的倔汉子。以这三个人为主来研究土地资源的开发利用，可就弄出了故事。

　　巩留县政府会议室。

　　我们的这几位朋友正以乐观的调子描绘土地开发将给伊犁和新疆的发展带来的积极意义。

　　农业方面的官员兴高彩烈，不时地插话表达他们的意见和看法。

　　可是，畜牧业方面的官员和专业人员，却闷头抽那小而细又白的烟卷和呈喇叭状的自卷的莫合烟，一脸的阴沉。

　　汉族回族和维族大多赞同我们这些朋友的看法。

　　哈萨克人都一脸的反对，却保持着沉默，以沉默来表示他们的不同意见和反对态度。会议室里烟雾腾腾，讲的人，一个接一个，都从不同角度谈开发土地资源的必要性。

　　另一些没发言的人抽着烟，不时交换着眼色，无可奈何地叹气，摇头。

　　这种微妙的对比，被烟雾和激情所掩盖了。

　　直到会间休息时，我们这几位朋友才明白事情全乱了套。

　　" 那些地开了荒，我们哈萨克的羊到哪里去放牧？农民把这些地看作是荒地，牧民却把这些地看成是牧场，多了解了解情况再说话！" 新疆体改委的哈萨克青年学者泽尔民一改平时笑容可掬的脸色，怒冲冲地对这几位朋友道出了真相。

　　几位滇黔高手如梦初醒：从事农耕的汉族及其它民族的思维定势是多么顽固，是发自本能而令人不自知。只要不种上东西，就是荒地，宁可什么也不种，也不能长草，而游牧民族的思维定势却正相反，他们希望肥田沃土都成为土肥草美的牧场。

　　不是吗？北京胡同里外，空地上长出了几株野草，随风摇曳，给看惯灰蒙蒙的天，灰糊糊的胡同壁的行人增添了几分生气和绿意－大自然的气息。居委会的老头老太太们容不得它们的存在，尽管它们可以固土防沙，也不妨碍任何人的事，它们的存在就是不顺眼。

　　这些老人，虽有城市户口，在城市里呆了一辈子或几辈子，骨子里还是那种见不得草的农民习惯。草抢夺庄稼的养份，故不能让它们留下。这种以草为敌的习惯已深深地渗透到这些城市化的农民血液中而成为本能。

　　新疆是农业和牧业都在全国占重要地位的地区，开发土地资源而不兼顾协调农牧业之间的关系，显然是不现实的，不然，农民笑口开了，牧民却愁眉苦脸；要么牧民悠然自得，而粮食及农业部门的领导却眉头紧锁。

　　看来只好采取折衷的办法了。在新疆青年学者、土地专家陈方协助下，这三位西南人负责拟订的《伊犁地区巩留县土地资源开发制度创新实验区方案（初稿）》，特别强调了农牧结合的互补性。

　　通过这种机制，新开发的土地为农户与牧户共同享有。暖季由农户负责种植业，其牧畜则由牧户带进山区的夏牧场育肥。到冬季，百草凋零，大雪封山之时，牧户返回这片土地，用农户在暖季积存下来的饲料，给双方共有的牲畜进行短期育肥。牲畜的粪便，又作为来年给土地施用的极好有机肥。

　　这样一来，牧民和农民的利益便得到了协调。

　　河西走廊东端的武威，因祁连山中流出的石羊河水而成为丰饶的绿洲，它的汨汨流水，滋润着腾格里沙漠南缘干涸的大地，使之草木葱茏，阻挡了风沙进袭的脚步。民勤绿洲，还是因石羊河水的浇灌，才能在巴丹吉林沙漠和腾格里沙漠的两面夹击之下，不退反进，在两大沙漠间撕开一个大裂口，成为当地同一纬度上唯一的一片绿色的土地。

　　红崖山水库一建成，对当地农业发展带来的好处确实不少。但它建在石羊河的中游，下游的水量大大减少，因而使下游沙化进展迅速，绿洲受到威胁。

　　至于那塔里木河流域下游曾是水肥草美的一片绿洲罗布泊地区，由于塔里木河中游的过量截流，到下游水量已无几。古时的巨泽。到 1972 年断流而永远消失。尉犁到若羌的绿色走廊也有中断的危险，因为靠渗漏的地下水维持生命的乔木和灌木，也因失水而在干枯、死去。

　　内蒙古最西端额济纳旗的居延海，本世纪 30 年代范长江和斯文·赫定考察时，还有大片水面，要用船过渡。他们的著作中关于居延海那部分我至今还记得很清楚。而到如今居延大泽居然已经是完全干涸，永远消失在沙漠中了。

　　库尔勒的博斯腾湖，水位线持续下降，蓄水量则大为减少。在青海湖边，我看到一圈圈的水位线，就象地图上的等高线一般，环绕着湖岸的沙滩……

　　沙漠化，是吞噬中国土地的最大祸害。据中国科学院兰州沙漠所航空测量，中国的沙漠面积为 149 万平方公里，占全国面积的 15% 左右，而每年沙漠以 1560 平方公里的速度扩大。目前约有 5900 万亩农田、7400 万亩草场和 2000 公里长的铁路受沙漠化威胁。如不采取特殊措施，到 2000 年不啻有相当于两个台湾大的面积沙化。

　　风推沙进是沙漠化的主因；植被破坏则是给沙漠化扫除障碍。戈壁沙漠上的风暴之暴烈，一般人难以想象。

　　有一次，哈密至吐鲁番铁路线上，一列行进中的火车，有 22 节车被风吹倒于路基上。另有一列旅客列车在哈密附近遇上沙暴，迎风一侧玻璃全部被击碎。人们拿出棉被，毛毯来挡住窗口袭入的飞沙走石。几天沙暴过后人们下车发现，迎风一侧的车厢外壳，油漆已全部磨光，露出亮闪闪的金属体，好象被砂轮抛过光一样。

　　1992 年 4 月 28 日下午 2 点 30 分到 5 点前后，西宁市两次出现持续近 20 分钟的 " 黑夜 " 状况。不开灯，在室内无法阅读书报，大小汽车打开大灯小灯缓缓而行。狂风中黄土尘盖天蔽日，使天空变暗，尘土呛人，据说露天经营的商贩们损失惨重。尘暴突如其来，许多摊贩面对黑色尘暴慌不迭地收摊，为时已晚……

　　1993 年 5 月 4 日至 6 日席卷新疆、甘肃、宁夏、内蒙古的一场特大沙暴，更是骇人听闻，震惊了全国。甘肃金昌、内蒙阿拉善盟和宁夏中卫，沙暴初起时，即出现高达 300 米至 700 米的沙尘如壁，顺着风势猛扑过来，轰鸣声传出数里之遥。庞大而不断膨胀的黑云如同一块抹布，把云底万物一抹而去。金昌车站一个正等车的外地来客见此景此状，惊呼 " 金昌不见了 "。街头田间的人见此，都以为是原子弹爆炸了。

　　黑云团裹挟着沙尘，由西北向东南扑袭而来，风力最高达 12 级以上，最低也不下 8 级，瞬间最大风速达 37.9 米/秒。连人都被吹飞了好几个，被吹倒在地的更是不计其数。沙暴正盛时，天色如夜半，大小车辆前灯通亮，缓缓而行，因为能见度仅十数米。

　　哈密、吐鲁番、乌鲁木齐、酒泉、张掖、金昌、武威、阿拉善、银南、银北 18 个地市共有 72 个县总计 110 万平方公里（中国 1/9 的国土）受到不同程度的灾害，死亡 85 人，失踪 31 人，受伤 264 人。560 万亩农作物，24.5 万亩果园受重灾乃至绝产。牲畜伤亡 85 万头（只），房屋毁坏 4412 间，兰新铁路行车中断 31 小时，37 列火车停运或晚点。这场沙暴的直接经济损失高达 5.425 亿元。

　　学者和专家的结论是：强沙暴的成因，是大风因干旱和植被稀少而威力倍增。在西北这片干旱的大地上，4.5 亿亩的天然草场有 80% 已经退化和沙化。三北防护林固然在扩大，可是边建边破坏，绿化还赶不上沙化。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场沙暴与其说是天灾，不如说是人祸：是人类不合理的开发，愈来愈甚地把自已的生命和财产安全，拱手交给了肆虐的沙魔支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