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 年 8 月我第一次从银川坐火车往兰州走，过了中卫，便见到一连串水淋淋的地名：长流水、一碗泉、营盘水、兴泉堡、喜集水、赵家水、狼抱水、丰水村……人们或许会认为，这一带是水乡泽国。实则不然。这是一片干旱的土地，位于腾格里沙漠的南缘，正介于素以干旱贫困而著称于世的定西、河西与西海固之间。

　　我想，这与鲁迅笔下的闰土故事一样，闰土命里缺土，名字里就加上个 " 土 " 字以补不足。而这里干旱缺水，人们便用水淋淋的地名，来寄托他们对水的希冀与渴盼。

　　有的乡村缺水之至，干脆把地名称为 " 喊叫水 "，以便直截了当地表现久旱盼甘霖的心情，宁夏同心县有乡名为 " 喊叫水 "。至于称为 " 喊叫水 " 的村庄，在这 " 三西 " 地区，据说为数颇不少。

　　每逢旱季，送水车扬着漫天黄尘慢吞吞地爬上山来，沿途的鸟鹊也都顾不上怕人而栖上车顶和车边偷咂几口水；大大小小的牲畜家禽们，跟提着水桶准备接水的人群一样拥在车旁互不相让。这一切，都是为了好咂几口活命的水。

　　在这里山路上，你若见到肩上扛着自行车内胎行路的人，那内胎多半是圆滚滚的，若充满了气，实际上里面灌满了路上喝的水。

　　要是一时断水，人们就只好运用水窑里积下来的雨雪水了。那不动的死水，长满了绿苔，颜色极浑浊，味道虽不好，可是命更重要。

　　从定西走通渭县华家岭的人，若在老乡家喝水，多不敢把喝剩的水一倒了之。在这水贵如油的地方，谁这样干，准会挨骂而确有人被骂过。这里的水不仅贵如油，我看还差不多贵如命。不是说吗，绝食致命得十数天，而绝食同时绝水，几天就能让人送命。

　　张艺谋主演的《老井》故事绝非虚构、夸张。甘肃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周述实研究员至今能忆起他 " 文革 " 期间在河西古浪县海子滩受 " 再教育 " 的所见：

　　" 这里奇旱，一年中降雨极少，百姓凿井而饮。但井深往往达百余米，我住的村上只有一口老井。每每取水，农家大嫂往往相约结队，合力提水。因恐供水不敷日用，故大家决定再打一眼井。但是挖过两孔深达 60 余米的黑窟窿之后，大家仍不气馁而终于在第三口井中见到了水。我亦有幸为这口井出了力，流了汗。"

　　这一带年平均降水只有 150 毫米至 550 毫米，而蒸发量却数倍于此。地表水源，多是盐碱苦水，饮用和灌溉都不宜。多数地方只能靠天吃饭，人畜饮水都有困难。

　　联合国于 1971 年在东非肯尼亚首都内罗毕举行的国际沙漠化会议规定，干旱区人口的临界指标每平方公里 7 人，半干旱区为 20 人。我国西北各省区作为干旱、半干旱地区，其人口密度都已接近或超过这种临界值了，甘肃 55 人，宁夏 68 人，新疆 9 人，青海 5.8 人。

　　比起全国人口平均密度 125 人，这儿当然是低多了，比起北京人口密度 600 人和上海人口密度 2200 人，这更是低得出奇。但是不要忘记，当喝水问题都无法解决时，人们赖以活命的粮食又能种在什么地方？没有水能种出什么东西来！

　　我数次从西欧至北京的航线回国，也曾多次在空中往返喀什至北京一线。从帕米尔高原上的红其拉甫山口入境，经和田、酒泉、包头一线，飞机翼下掠过塔克拉玛干沙漠、库姆塔格沙漠、敦煌戈壁、巴丹吉林沙漠、腾格里沙漠、毛乌素沙漠和黄土高原。一路上是毫无生命气息的土黄色，死寂的沙漠、戈壁、旱塬，连一丝绿意也见不到，真令人产生错觉，西北半个中国已经完全沙漠化了？

　　从水资源制约社会经济发展的角度看，新疆最具典型意义。

　　新疆农人缺水时，并不和内地农人一样，盼望几阵阴风过后，乌云密合而降下雨水来。他们盼望的是什么呢？与内地正相反：气温升高，阳光强烈。

　　这岂非火上浇油？不是，因为只有这样，天山、昆仑山和帕米尔高原上的冰雪，才能加速融化，引水渠中才能水流滚滚，给农人带来欢乐。

　　因为在这里指望下雨，简直不可能，吐鲁番地方年降水量 16 毫米，蒸发却高达 3000 毫米。老百姓根本用不着备雨衣、雨鞋、雨伞。

　　而在喀什，和田一带，年降水量不过 30 至 50 毫米，不过是北京两场雨的量，年蒸发量也高达 2700 至 3100 毫米。

　　在新疆还有这种奇事：

　　你抬头看见空中雨线如箭激射而下，可就是不见地面被打湿。人们还是不慌不忙，该干什么还干什么，没有人会忙不迭回家去翻出伞、雨衣来。原来，空中降下的雨滴，还没有落到地面，就被地上蒸腾起来的高温雾化而重新回到空中去了。

　　所以，有水处，就形成绿洲；没有水，也就没有人烟，没有了一切。新疆的大多数城市，实际上就是大小不一的绿洲，中间被无垠的沙漠戈壁分隔：哈密、鄯善、吐鲁番、石河子、奎屯、库尔勒、库车、阿克苏、喀什、和田……都是镶嵌在万里瀚海之中的几颗绿宝石。

　　吐鲁番之行中我解开了一个谜：赤日炎炎似火烧，而维族人为何穿着棉衣在阳光下却安然无恙，大声地叫卖于热闹非凡的巴扎上。

　　七月流火时，我们乘坐的越野吉普，箭似地穿过素以姑娘长得美的歌声而著称的达坂城。连空气也象着了火一样，在地平线上剧烈晃动。刚半上午，路上已绝人迹，百里戈壁本来就行人稀。

　　车内的空调微微响着，使人感觉很舒服。可是见到窗外如燃着般的空气中浮现的幻影，我的好奇心上来了，于是把车窗摇开一点，把手伸了出去，去感受一下，连柏油路都能化得粘粘的如胶水般，露天下的气温到底能有多高。

　　手还未来得及伸出去，炼钢炉前那种令人窒息的热浪，就涌了进来。伸出的手，竟犹如插入一盆烫水中一样。

　　同行的西北石油地质局赵副局长说，跑野外时，他们在石头上烙过饼子，摊过鸡蛋。那滚烫的卵石，灼热的沙窝子就是野炊的好器材。我想，往那石缝里塞进两片面包，没准一会就能取出略带焦黄的香喷喷的吐司。

　　你想，这样的温度，让人怎么受得了。

　　下车来吃过饭，是一段漫长的午休。我和李少义，在维族姑娘茹合雁带领下，穿过葡萄架下的荫凉走廊，直奔人声鼎沸、马嘶驴鸣的巴扎而去。一路见到维族同胞们却头戴花帽。还有些人身着长袍似的袷袢，头顶皮帽。煎炸食品的香味，瓜果的甜味，叫卖声，谈笑声，自行车铃声，拖拉机的突突声……融汇在包容一切的滚滚热浪中。

　　我正纳闷于为什么有人穿这么多却不中暑，猛地意识到，自已也不出汗，实际上倒不是不出汗，蒸发量太高，汗一出就消失了。体温毕竟没有气温高，穿件厚衣服，不妨碍出汗和立即蒸发，却把热空气挡在身外了。内地夏天卖冰棍的，不也是拿棉被捂着那冷饮吗？

　　要不是挖在地下的坎儿井，恐怕连天山上流下来的雪水，流到这儿，也得给蒸发掉小一半。

　　好歹吐鲁番一带饮水还很干净。

　　在喀什绿洲，情况就大不相同了。我去喀什的目的之一，就是了解塔克拉玛干沙漠西缘地区饮水改造情况。

　　在乌鲁木齐时，就听人屡屡提起 " 涝坝水 "，却不解其意，待汽车从喀什城出发，经过疏勒县城，向东拐上砂石的 " 搓板 " 路，万丈黄尘顿时紧布在车尾，挡住了后窗的视野。缺水的大地上，浮尘特别多是不奇怪的。

　　车过塔孜洪，正逢当地巴扎，驴车和行人挤满了街，车子不得不放慢了速度。从右侧窗看出去，我看见一个维族老人，正蹲在路边水渠旁，掬起一捧水给他身边的小 " 巴郎 "（维语：小男孩）喝。看到那流动着的浑水，我不禁皱了皱眉头，多不讲卫生。

　　到了目的地罕南里克，进村后，看到一个污水池。水面上浮着败叶残枝和烂菜帮子，各种各样说不出名的污物也在小塘边上时浮时沉的，水已呈深绿色。这样一潭死的臭水，放在江南甚至华北，农民绝不会用来浇地。可在这里，这却曾是两个村庄的活命保证。我这才知道，涝坝水，就是这种靠上游放水而蓄起来的一池死水。流过的渠道中，不知有多少牲畜的粪便、人粪便，及其它种种污物。

　　此行我便身受其苦。在罕南里克，随联合国驻华总代表孔雷飒及项目官李少义看完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无偿援助的资金打的示范饮水井，我们一行便被请入乡的会议室。新疆是瓜果之乡，仲夏正是瓜果季节，杏、葡萄、西瓜应有尽有。正口渴，见到这些甜美的瓜果，我就顾不上客气地大口吞食起来。谁知刚一会，我就开始一趟趟地跑厕所。最后终于忍不住了，肚痛如刀绞，我面色苍白地倒了下去。我想可能是不洁的水洗所致，不过杏吃多了也有可能。新疆乡俗，杏不可多吃，否则肚子会痛。

　　陪同我们的喀什地区卫生处副处长大惊失色。我后来才知道，1988 年 6 月 18 日，当地又发现了一例霍乱，其症状就是上吐下泻。而我虽未吐，但腹泻得厉害，别也染上此病。于是他们赶紧把我抬上车，返回喀什。日头已西下，九时多了，天空还大亮着，医院大夫们都下了班（喀什当地时间比北京时间晚 2.5 小时）。大夫和技师们被请出来给我诊断。又是查血，又是验便。大夫还问我有没有要呕吐的感觉，一阵忙乱后弄清不过是急性肠胃炎，导致了轻度脱水；而不是这里因水污染而常发生的霍乱。

　　我这才放下心来。打针服药后，感觉稍好。但还是弱得连路也走不动，而错失了第二天逛号称全国最大的 " 巴扎 "，游览中亚风情的好机会。

　　不解决饮水问题，人类生存便成问题。而没有工农业用水，则经济发展也谈不上。这便是西北的问题所在。

　　至于西南，层峦叠翠，雨量充沛，一般而言并不缺水。但是在广西、贵州直至滇南一线以喀斯特地形（石灰岩的岩溶地区）为主的地带，降水往往流不多远便渗入了地下阴河。人们在地面上听得见地底深处有流水潺潺，却苦于地表无水。当然，也正因为岩溶作用，中国最著名的溶洞，大多集中在这一地带，如桂林的七星岩、芦笛岩；安顺的龙宫；织金的打鸡洞。曾任贵州省委书记和中宣部长、国务院农研中心副主任、全总副主席、被我尊为师长的忘年交朱厚泽先生对我说，他家乡的这个打鸡洞为世界最大溶洞，因为他比较过了意大利号称全球最大的溶洞。另外，还有云南石林旁的阿庐古洞和建水的燕子洞等。至于无名的或尚未被发现的溶洞更是数不胜数，它们与奇峰秀岭相伴，装点着这西南大地。

　　但正是在此地下水丰富的岩溶地区，春夏连旱甚至春夏秋三季连旱的情况较常发生。1990 年 9 月，贵州朋友来京时告诉我，贵州旱情严重。黔北及黔中一带已是三个月滴雨未下。除乌江等主要河流尚还有水，其余的千百条河流全部断流。300 余个小水库见底。遵义日供水由 5 万吨降至 3 万吨，一挑水能售数元钱。不知道是否厄尔尼诺作祟。

　　1992 年 5 月我到云南红河州红河县哀牢山调查。在县城所在的迤萨镇，听得此地水费每立方米为 0.73 元，因为水需从千米低处的红河提取上山。为节约用水，我洗完一路风尘之后便决定不再洗衣，想带回个旧去处理。同行的州扶贫办蔡主任说大可不必。比起以前来，这个水费当地人还觉得便宜呢。没修提水站时，当地用水全靠人扛马驮，一小挑要售三角，一立米约有 30 挑，可售九元呢。

　　就在我在红河县的日子里，县水电局局长、哈尼族的钱黑黑告诉我，县西部深山中的哈尼寨子里，因为种稻季节又至而两个余月未下透雨，人们由于引水浇地再起纠纷而械斗起来。这种事在红河县只要一入旱季，便时有发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