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新闻界的朋友们，今天我们“两会”新闻中心组织一场集体采访，邀请了三位全国人大代表。他们是：曲格平先生，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主任委员，是一位教授；王涛女士，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孙鸿烈先生，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今天我们请他们来就环境和资源保护的问题接受大家的采访和提问。

　　曲格平：女士们、先生们，下午好。非常高兴和大家会面，我和王涛女士、孙鸿烈先生愿意就中国的环境与资源问题和诸位讨论。现在就请提问。

　　科技日报记者：请问九届全国人大以来，全国人大在环境立法与监督方面开展了那些工作？能不能说我国的环境法律体系已经建成和完备？谢谢。

　　曲格平：全国人大从八届、九届以来，新制定和对原有环境与资源方面法律的修改有 15 部。我们现在着手制订的法律有三部：一部是环境影响评价法，一部是防沙治沙法，这两部法律草案都经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一审。第三部是清洁生产法，年内也要提请常委会审议。可以说，中国的环境资源保护法律初步形成了一个体系，但是还很不完备，还需要继续补充、修改。近年来，我们加强了执法监督工作。法律制定出来到底执行了没有？执行的情况怎么样？这是我们关心的一个问题。所以从八届开始一直到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都把环境保护方面的法律作为每年检查的重点。我们这个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每年也就一部或几部法律进行检查。从检查的情况看，执法情况一年比一年好。特别是森林法和土地管理法执行情况相当好，使我们看到了法律的威力，依法治国有了很大的推进。但是我们存在的问题依然不少，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现象还是相当普遍。在中国要做到依法治国，还需要付出长期的努力。

　　凤凰卫视记者：很多人都在讲西部大开发。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是势不两立的，许多人都担心西部大开发会造成环境进一步大破坏。怎么可以使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相互协调，而不是相互对立？有什么具体的方案？或者有一定的法律去保护？

　　曲格平：西部开发中的环境保护问题，也是我们这次人大会议中的一个热点，大家都非常关注这个问题。担心西部的大开发会不会造成西部生态环境的大破坏。根据现在的情况看，这种危险的局势是可以避免的。国家提出的西部大开发有两项建设任务，一项是经济开发的任务，一项就是生态恢复建设的任务。而且启动西部开发的时候，首先把生态环境的恢复建设摆在了首位。新中国成立 50 年来把生态环境提到这样的高度还是第一次。这就说明，国家在决定开发西部的时候，已经接受了历史的教训，不再走边开发边破坏的老路，而走一条新的路子，走一条可持续发展的新路子。国家提出环境保护的任务之后，接着又制定了相应的配套政策措施，其中特别重要的是“退耕还林（还草），封山绿化，以粮代赈，个体承包”。人们也简称为“十六字”方针。这是为西部的生态环境恢复建设提出的有针对性的政策。农民把耕地退了，不种粮食了，那么粮食哪里来呢？由政府给以补偿，实行“以粮代赈”。从 188 个县试点的情况看，受到农牧民的欢迎。没有试点地方的老百姓纷纷要求试点，这就证明国家采取的政策符合老百姓的利益。这个方针实行不到两年的时间，试点地区的退耕还林还草已经达到 1130 万亩，封山绿化 800 多万亩。应该说生态环境建设有了一个好的开局。除了政策措施以外，国家为西部开发还成立了一个委员会，他们的任务就是把关。把生态环境关和经济效益关，从中央到各省县市都设立了相应的机构。中央一再向西部打招呼，西部的开发要的是两个指标而不是一个指标，就是经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要实现“双赢”。但是，由于西部地区生活比较贫困，为了尽快摆脱贫困局面，有的时候就可能忘记了生态环境保护。因此地方政府加强环保方面的监督管理就显得非常重要，各级人大也要负起依法监督的责任，把国家的方针政策和法律规定落到实处。如果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都来把关，西部开发的两个目标是会同时实现的。

　　香港亚洲电视台记者：这几天我们仍然看到北京的天空受到沙尘的袭击，“十五”期间对此采取哪些措施，这个问题什么时候才能得到完全的控制？

　　曲格平：沙尘暴问题引起了全国人民的关注，这次会议上许多代表对此也提出了意见。北京沙尘暴的来源有两个：一个是来自中国境内的，一个是来自中国境外的。风沙问题可以说是个历史问题，存在很久了。现在不同的是：风沙的频率越来越快，危害程度越来越大。有两方面的原因，自然方面的原因和人为方面的原因。自然方面的原因就是北部天气干旱，最近连续多年的干旱是造成风沙肆虐的重要原因。人为原因也可以说引起风沙的主要原因。我到沙区做过调研，风沙之所以这么严重，第一是不适当的开垦，把一些森林、草原植被破坏了。本来是很丰茂的草原，是发展牧业的良好基地，却把它垦殖种粮了。在一个很长的时间内有一种错误的指导方针，就是”以粮为纲“。出发点很好，要多打粮食。结果耕种几年之后就变成了沙漠了。这就是我们几十年来沙漠不断蔓延的重要原因。第二是沙漠地区环境非常严酷，那里的水源是生命之源，凡是有水的地方都可以绿起来，因此沙漠里有很多绿洲。现在这些绿洲也在萎缩，有的已经完全干涸了。为什么？就是不适当的开发利用水源。有些地方把一条河上游给截断了，形成了一个很大的水库，出现了一片绿洲，沙漠变成良田；但是被截断的下游却变成沙漠了。比如说内蒙古阿拉善地区，本来还是不错的，但是黑河的上游被截断了，下游没水了，绿洲变成荒漠。北京沙尘暴来源之一就是这个地方。第三是过牧。50 年来一些地区牲畜的头数翻了一番甚至几番，草原面积在缩小，草原质量在退化，而牲畜头数却在猛增，这就加剧了对草原的压力和破坏。针对这些情况，全国人大正在着手制定防沙治沙法。制定这部法律的目的就是靠法律制止这种事态的发展。我们的着力点有三个：第一是要政府加强防沙治沙规划，这种规划要作为国民经济规划的一项重要内容，并且积极可行；第二要加强政府的责任，沙区政府的一条重要任务就是要阻止沙漠的继续蔓延，如果在领导人任期内生态环境继续恶化、沙漠继续蔓延，你就没有完成任务，你的职务就不能够继续担任下去。第三就是要加大投入。因为治理沙漠要花很多钱。中国的沙漠面积有 168 万平方公里。在这个面积当中，大部分是不能治理的。就目前的技术和能力来看，大概还有 50 多万平方公里是有希望挽回的。按照最低的治理费用算，也要投入几千亿。所以防沙、治沙的资金如何筹措成了我们立法中的一个大问题。筹措资金的途径是什么呢？首先要制定能调动农牧民和社会各界投资防沙治沙积极性的政策，同时，政府也要加大投入。除此之外，也需要全社会的支持。国家已经在北京郊区、河北省的承德、张家口这一带开始了防沙治沙行动，并且已经拨款 7 亿。就北京市来讲，阻止沙尘暴的袭击是很困难的。但是北京市在这方面是可以做很多工作的。北京有 1.68 万平方公里的面积，在这个地区广泛植树造林，要把这块地方先绿起来，建起一道减轻风沙危害的绿色屏障。朱镕基总理在视察北京时，就一再提醒北京要多栽树，把北京市变成一个绿都。随着整个国家防沙治沙的进行，随着北京市城市绿化的开展，风沙危害也能够逐步地得到缓解。

　　中国环境报记者：在这次会议的小组讨论中，环境保护是出现频率比较高的词汇，大家都很关心环境保护。请问本届政府“九五”期间都采取了哪些环境保护的措施？做了哪些实事？人民群众得到了什么样的实惠？

　　曲格平：我认为“九五”期间本届政府在生态环境方面办了四件大事：第一件，1998 年大洪水过后，中国政府把大江大河的防洪工程摆上了重要议程，在这个期间加固了大江大河的堤坝 3 万多公里，已经建成的有 1.6 万公里。另外还建设了 6000 多公里的海堤，有 236 座城市达到了国家防洪标准的要求，这可以说是本届政府做的第一件大事情。因为它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的安全，关系到现代化建设能不能顺利进行的大事。第二件大事就是 1998 年大洪水过后，政府采取了一项断然措施，对长江上游、黄河中上游的天然林实行了禁伐，把这两个流域的林业工人都由砍树人变成种树人，两个流域的天然林和灌木林有 9 亿亩的面积，这些天然林得到了有效地保护。国家这项决定作出之后，一些省区政府纷纷响应，现在有 17 个省也作出了禁伐天然林的决定。这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一个举动。这对于保护森林资源、保护植被非常重要。第三件大事就是在西部开发当中，把生态环境保护提到了和经济开发同等重要的位置。我们可以回顾一下，中国对生态环境开发的历史可追溯到秦代，到了汉代以后这方面的开发规模越来越大。从整个历史来看，中国的历史就是开发自然环境的历史，征伐自然的历史。这种对自然界的开发，不能抹杀其积极的一面，因为它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人口大量增加的需要。但是，许多开发都是不当的，违背自然规律，对生态环境造成了破坏性的严重后果。在中国这么长的历史中，没有一个朝代、没有一家政府对这种破坏环境的行为进行反思，承认它是不对的，并且加以纠正。现在，中国政府明确提出退耕还林、退耕还草、退耕还湖，这是史无前例的，是对当代人和后代人负责任的行为，是对保护国家生态安全的明智之举，应看成是中国生态环境保护的一个转折点，要给予积极评价。第四件大事，就是在全国开展了环境污染的治理，规模之大、投入之巨前所未有。全国工业污染源得到了阶段性的控制目标，23.8 万个受监控的污染企业 90% 以上实现了达标排放，这是中国在控制环境污染方面一个长足的进展。同时，全国的城市进行了对大气、水、噪音、固体废弃物的综合治理，取得了很大的进展，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出现了 18 个环境模范城市，像大连、深圳、珠海、厦门等等，这些城市符合了 27 项考核指标的要求，环境质量都达到了良好状态。

　　中央电视台记者：现在环境问题已经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热点。请曲格平先生分析一下中国环境的现状。

　　曲格平：我刚才讲了中国在“九五”期间生态环境方面的进展。如果说到问题，总起来一句话，我们面临的生态环境形势还是很严峻的。表现在：第一，环境污染还没有得到有效遏制，水污染的现象比较普遍，大小江河有 40% 遭到不同程度的污染，其中 10% 污染是相当严重的。湖泊富营养化突出。比如，滇池、巢湖、太湖等等，富营养化污染达到十分严重的程度。水污染是我国环境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第二，我国的城市有 660 多个，其中，大中城市环境状况不好，特别是大气污染突出，处于严重污染的状态。第三，我国有些地区酸雨污染也在发展。我国的燃料主要是煤炭，大量的二氧化硫释放出来形成酸雨。酸雨面积大约占了国土面积的 30%。当然，这个 30% 的面积不能说都那么重，但是，有些地区的污染是严重的。第四，在自然生态方面，问题也很多，如水土流失面积大，有 367 万平方公里。我们每年的治理进度也只不过 5 万平方公里。另外，就是荒漠化在发展，每年有 2460 平方公里的土地沦为沙漠，是我们面临的最大的环境问题。总的来看，中国正承受着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的双重压力。环境治理的任务非常艰巨。

　　韩国记者：中国的沙尘暴不仅影响中国，对韩国、日本的影响也很严重。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中国政府与韩国和日本有什么合作的计划。中国的黄海污染也很严重，它是中国、韩国、日本共同的海洋。对这个问题，有什么解决办法？

　　孙鸿烈：我想说的是，你刚才说是中国的沙尘暴，我想还不能这么说。因为许多沙尘暴不是从中国起源的，有很多沙尘暴 )* 是从蒙古共和国来的，也有从中亚过来的。沙尘暴卷到空中的尘埃颗粒非常细，可以吹到几千公里以外去。我想这是我们中韩、甚至是我们亚洲共同奋斗的事情。正如刚才曲格平先生讲的自然因素引起的沙尘暴一时很难克服。中国是季风气候，夏天海洋来的风就是湿润多雨，冬天就是西部来的风，所以，中国有一半的国土是半干旱、干旱地区。在我国的北部、西部就更干旱，只要风力很强劲，就会把沙尘带过来。恢复草木，把沙化控冀制起来，这是最积极的措施。我想我们大家应共同来关心这件事情，希望韩国也支持中国，把这件事情搞好。我们有污染从大陆排到了黄海，一定程度上造成了黄海近海海域的污染。我们也在尽很大的努力解决这个问题。在河流，水体污染防治方面我们也作出了很大努力，像关闭工厂等。还有就是富营养化，我们也在努力做示范点，告诉农民怎样施肥。农民希望多施肥，多增产，但实际的利用率只有 40%。大部分都被雨水冲到河里去，再到海里去。我们就指导农民，教他科技知识，合理使用肥料，减少富营养化带来的问题。我们在努力，但这需要一个过程。

　　王涛（女）：沙漠化的形成有三个因素：地形、气候和地表植被的破坏。从气候来说，世界的大气候是很难控制的。中国沙尘暴的起源有四个来源：一个是从中亚过来，另外一条是经过和田这条路过来。第三条是从敦煌过来，还有就是从内蒙古过来的。这么看来，它的成因是多方面的，当然了，西部的地形也起了一定的作用。像吐鲁番盆地在两个天山之间，另外河西走廊也在高山之间，加强了冷空气的梯度，这样使沙尘暴的强度加强，这是地形的原因。当然，人作为社会特殊的群体，他的能力在不断升高，我们能做到的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存环境。举一个例子，1998 年，在新疆发生特大的沙尘暴，但没有引起特大的灾害。为什么呢？因为当地的防护林比较完整，森林覆盖率达到了 40%。因此没有引起很大的灾害。如果植被差的话，就会引起很大灾害。所以，人类对于沙尘暴来说，可以采取措施减轻它的危害。韩国和我们之间应该合作来防止沙尘暴的蔓延。区域间的环境问题需要区域合作来制止。

　　新加坡南华早报记者：我的问题是关于三峡工程的水污染。有学者认为长江上游会变成一个特大的脏水库，曲先生你认为会不会变成事实？怎么样来处理这个问题？

　　曲格平：三峡工程已经进行几年了，工程进展得很顺利。现在大家关心的是生态环境问题。所谓生态环境有两个方面的问题：一个是水土流失；一个是水污染。对于防治水污染来讲，污染源来自四川、重庆、湖北等一些地区，国家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并进行了规划和治理。在近几年当中，在这些地区仅是关闭污染严重的小工厂就有 7 千多家，并且还要继续关闭这样的工厂。在这个地区的建设当中，凡是对三峡水源构成污染的项目不准建设，工业的发展只能朝着没有污染或者很少污染的方向发展。对于生活、工业污水也要进行处理，在沿岸规划建设 49 座污水处理厂，现在这些污水处理厂已经在开始建设，污水厂建起来之后每天能够处理 300 多万吨污水，这对控制水库的污染将会起到重大的作用。第二个问题是水土流失。水土流失的最大问题来自移民。过去提了一个“就地后靠”的移民方针，这往往可能导致开垦山林，造成水土流失。去年朱总理视察库区时对这个方针做了一些调整，没有条件就地后靠的要把居民迁走，而且要以更加优惠的条件把它迁走，所以移民就比较容易一些。另外还对库区加强了两项措施：第一，凡是开垦的山地必须修建成牢固的梯田，大水冲不垮的梯田。我去看过了，梯田修得很牢固，当然造价比较高，但是，为了水库的安全这是值得的。第二个措施，在库区一般不准种粮食作物，要广种经济林和生态保护林，这方面的进展也比较好。总的来看，三峡环境虽然存在一些问题，但是，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被制止或者可以被解决的。

　　香港亚洲周刊记者：我想问一下南水北调工程，也是继三峡水利工程之后中国最大的一个水利工程，在这个工程的发展过程当中，有没有考虑到对生态环境可能会造成一些影响？应该注意些什么？

　　曲格平：南水北调可以说是国内讨论最多的一个题目了，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那天起就在讨论这个问题了，一直讨论到现在。北方缺水、从长江取水，这是中国的一大优势。但是调水工程涉及的环境问题也很多。比如说调水之后对当地的生态环境、对海口地区的海洋环境会发生什么变化？另外会给输水沿途带来什么样的环境问题？这些都是需要弄清楚的。南水北调有三个方案，一个东线，一个中线，一个西线。东线基本上修通了，1100 多公里。存在的问题就是污染问题。调水要调清洁的水，如果调的水都是污染的水有什么用呢？所以东线输水的最大制约因素就是污染。第二条就是从湖北的丹江口水库调水，经过河南、河北再到北京，1200 多公里。至于西线在短期内还难以实施，只是可供考虑的一个方案罢了。总体上来讲，南水北调还处在论证阶段。在论证当中一个很重大的课题就是环境问题，对这个问题如何正确处理？朱镕基总理说过三句话，就是：“先节水，后调水；先治污，后通水；先环保，后用水”。他把南水北调建立在生态安全的基础之上。如果按照朱总理这三句话来办，我看南水北调中的环境问题都可以解决。

　　孙鸿烈：另外我补充一下，总的来说南水北调应该说对北方的生态环境有利。当然所带来的问题，东线刚才曲格平先生已经说了。中线的问题主要是怕把汉水调了以后，影响汉水下游的通航和下游的供水能力。这个方案准备把丹江口水库加高十米，这样增加丹江口调蓄的功能。假如汉水不够的话，就从长江引水，这样就补充了汉水。所以有些问题已经考虑到了。

　　英国学商杂志记者：刚才曲格平先生谈经济建设要走一条新的路，不再走老的路，我想请您讲一下新中国成立以后，最大的决策失误是什么，最大的教训是什么？

　　曲格平：我国历史上因为决策上的失误引起的生态环境问题是很多的，比如说围湖造田就是一条错误的路。1998 年的洪水灾害就使我们再次尝到围湖造田的苦果。另外，一个决策失误的例子就是把草原变成耕地。没几年时间，粮食没收多少，耕地变成沙漠了。毁林开荒也是决策上的失误，一些地方毁林之后水土流失加重，小气候变坏，使农牧业生产受到严重影响，也淤积了河道，阻碍了行洪。以上我举的这些例子大都是 80 年代以前出现的。中国改革开放以后有了很大改变。要说教训的话也有，就是没有完全避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弯路。在八十年代初，我们就明确提出了同步发展的方针，并为此制定了相应的法规，可是，没完全实现。我曾多次到南方一些地区走过，看到他们的经济有了长足的进展，令人高兴。但是他们的水污染严重，许多河流成了黑水臭水，没有把两个文明建设摆到同一个位置，全力追求的是经济发展，而对环境文明却有些忽略了，这是一个教训。所以“九五”期间我们在总结历史上这些教训之后，把可持续发展作为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指导方针，特别是在西部开发当中实行了全新的政策，并且在法律上也作出了一些相应的规定。我们正在努力走一条新的路。但是我们走的这条路不可能都是笔直的，还会不断地出现问题。我们的态度就是：出现问题就去解决。

　　市场报记者：我有一个问题请问专家，现在水是一种稀缺资源，在市场经济的手段下，我们政府部门准备用怎样的市场经济手段来对水资源进行有效地经营，来保障社会效应和经济效应的一个良性的循环？

　　孙鸿烈：水对中国来说，应该说是头号的紧缺物资。中国人均水实际上是只有两千多方水，在全世界 130 多个国家排在第 80 几位了。中国的水紧缺实际上在很多方面已经严重地影响了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发展，假如不再采取一个很紧迫的、很严格的节约措施的话，我想中国水的问题会面临更大的、更严峻的局面。北方缺水我也承认，但是必须节水，要是照现在浪费水，南水北调也不能解决问题。那么从市场的角度来说，我想这就是水价的问题，水价太便宜了，农业用水非常便宜，城市用水也是很便宜的，我想水价必须要有一定的调整，当然要调整到中国的人民能够承受的程度。水价要提高恐怕是势在必行的问题。设想一下，我们把一千多公里的水从南面调过来，这么大的投资，这么大的运行费用，无偿或低价使用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曲格平：前些天我是在电视上看到的，浙江省有一个市缺水，与它相邻的一个县水多，水多的这个县向缺水的这个市卖水，按照市场办法使用水，这是一个新的例子，我想，今后也只能走这条路。我是北京居民，过去一吨水几毛钱，现在每吨水涨到了两块钱，今后还得往上涨，因为如果把污水处理费、水的净化和引水建设费用加起来，比现在居民交的费用高得多，现在由国家补贴，如果真正按照市场机制来办，节水的潜力还是很大。看来用价格杠杆来使用水是一条积极的路。

　　美国布伦伯哥资讯驻北京分社记者：我请教一下曲先生，目前中国很明显的趋势是越来越重视环境保护，尤其是对空气质量的重视，但是中国企业的经济效益并不很好，环保的要求对工业企业造成了很大压力，在经济效益与环境保护两者之间怎么样取得平衡点。中国政府会不会对工业企业作出让步？

　　曲格平：现在工业企业在环境上付出了一定的代价，如果达到法律上的要求，这种负担还会要高一些。要想减轻这方面的压力有两条出路：第一：改进技术，使污染物的排放尽可能的减少。第二：对现有的污染进行治理，使排放物符合国家的环境标准要求。我们在修改法律时也听到了企业界的意见，他们说：环保法规要求过高，企业承受不了，建议降低要求。但是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不能降低要求，不仅不能降低，还要根据发展不断提高标准。总之，不能让步，让步不仅使我们的环境质量不能改善，对我们的工业进步也不利。工业是现代文明的产物，有人才，有资金，有技术，施加点压力压不垮。如果压垮了，那就说明该垮了。正如刚才说到的长江上游关闭七千多家污染工厂那样，它破坏资源，污染环境，给社会造成很大的损害，能向这样的工厂让步吗？不能，只有关掉最合理。所以整体看来，我国工业界的环境负担不可能减轻，国家不会在这方面让步。

　　人民日报记者：曲先生，您刚才对于九五期间在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方面，所做的工作和取得的成绩以及存在的问题做了一个全面的分析和评价。现在都在展望“十五”、规化“十五”。作为一个环境专家和人大代表，您对于我国“十五”期间在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方面，有何展望。

　　曲格平：朱总理作的“十五”纲要的报告，我认为是在我们国家所有的五年计划当中强调环境保护最突出的一个。所以“十五”把生态环境保护摆在了重要的地位。不仅有一章是专门论述环境保护的方针任务，而且在其他章节，如在农业、工业、交通、能源、科学技术等方面，都提出了环境保护的要求。与纲要相配套，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制定了一个关于“十五”期间的具体安排。“九五”期间，我们在控制污染方面花了 3600 亿元的资金，“十五”期间这种投入会更多，因为提出的任务更大了。在“十五”期间环境保护会达到什么样的目标呢？我认为在两个方面会取得比较大的进展：第一是城市环境。朱总理在报告中明确提出来，“十五”期间“城市环境质量要有明显的改善”。在当前来说，环境质量最主要的就是指大气、水两项质量。在大气方面，去年刚修改了一部法律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防治法》。在这部法中，作出了一系列新的规定，在十五期间要落实这些规定，相信城市环境会有明显改善。而其中的重点城市，像省会城市、旅游城市、对外开放城市会有比较大的改善。这是第一项。第二个方面的改善，就是自然生态环境。随着退耕还林还草的推进，生态环境会发生可喜的变化。朱总理报告中提出：争取在五到十年之内使西部环境有一个突破性的进展。这个“突破性进展”主要指的是随着退耕还林还草的推进，植被状况会有重大进展，特别是西南地区会有突破性进展。西南地区气温比较高，雨水比较充沛，在这个地区实行封山育林，有三五年就有很好的变化。我在江西就看到这样的情景，封山育林三五年时间就变得郁郁葱葱了，大树虽然长不起来，但裸露的山体被盖住了。要谈存在的问题，在“十五”期间影响环境最大的因素就是水。水短缺，再加污染。这个问题解决的好，我们的国民经济就可以有一个大的发展，如果工作做得差，就会制约我们的发展。所以工作重点要把防治水污染放到突出的位置上。

　　中国建材报记者：当前国人对环境保护非常重视，建材工业从原材料的使用、生产过程、产品应用、废弃物处理等方面都与节约能源和环境保护密切联系。尤其是目前有一些人，提出对室内空气质量的问题，应引起重视。经有关部门监测表明，挥发性的有机物，甲醛等均有不同程度的超标，污染源之一就是装饰材料造成的。在国际上公认，室内污染是对公众健康危害最大的环境因素。所以请问，在十五期间，从环境保护的角度上来看，建筑材料，装饰材料，它的生产应该有什么样的法规来制约？它的产品应向什么方向发展？

　　曲格平：这是环保一个新的领域。随着人民生活的改善，房子的装修成为一个热点。正像你刚才所讲的，选择装饰材料不当，用了一些含有有害物质的塑料、涂料、地面垫铺材料等，加重了室内的污染。另外，有些建筑材料也有放射污染。现在国家还没有这方面的法规，重要的是加强宣传，让人民群众掌握这方面的有关知识，避免污染危害。

　　中央电视台农业新闻记者：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污染一直是中国一个大的污染源。在未来几年，我们针对农业污染采取哪些相关措施。

　　王涛（女）：关于农业污染，不管是大江大河，还是海洋，都受到污染，现在好多湖泊，好多河流都是富营养化。面源污染就是在农业中使用过量的化肥。现在提倡使用有机肥，尽量提倡使用接近自然的肥料，尽量使人畜粪便和秸秆还田，慎重使用植物生长调节剂，农药方面尽量向生物农药方面靠拢。食物安全已经提到议事日程中来了，这是今后一个方向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