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华环保世纪行记者团

　　去年我国遭受沙尘暴袭击后，相关省市政府部门迅速行动，竞相拿出规划、方案，一些治沙企业跑工程、要项目……

　　相比之下，政策、机制的滞后，在一些地方已经成为沙区治理与开发的瓶颈。

生态补偿政策亟待出台

　　陕西省榆林市定边县海子梁乡农民石光银，是靠治沙出名的全国劳模。1984 年以来，他联合家乡的 100 多户贫困农民，前后承包了 10 多万亩沙地，成立治沙公司搞造林。现在沙地绿了，林子长大了，石光银也成了远近闻名的“大款”。

　　然而，当记者采访他时，他却直倒苦水：“都说林子是‘绿色银行’，可我只能往里‘存钱’，甭想取出来。”经测算，他所栽林木价值超过千万元，但他造的是生态林，一棵不让砍。更让石光银烦恼的是：一些人经常毁林、盗林，他不得不为护林牵扯很大精力。他想把林子交给国家，折些钱，还掉 300 多万元贷款，却没人搭茬。

　　北京林业大学经济学专家朱永杰教授告诉记者，石光银想转让他的治沙成果，这等于向政府出了个难题。虽然在集体林场早就出现了活立木转让市场，但活立木转让的行为还有待规范。对于沙区造林经营者如何转让成果还没有具体规定。原则上，在治沙成果的所有权、经营权、处置权明确的前提下，经营者转让这些成果时，政府应当建立保护性收购政策，而对于治沙成果的生态效益，则应按照谁受益、谁补偿的原则进行补偿。

投资沙漠利好门高

　　全国十大扶贫状元张江平整合一批国有和民营大企业的资本、技术、人才和管理优势，组建成“绿色航母”——光彩事业国土绿化整理有限公司，并已着手在内蒙古乌兰布和沙漠治理开发 200 万亩沙地。

　　前不久，张江平满脸苦相地告诉记者，民营企业家愿意为国家的生态建设作贡献，但现在审批程序复杂，治沙的政策门槛太高。他建议政府部门将过时的文件清理一下，制定一套新的有利于吸引企业和个人投资治沙的优惠政策。

　　以市场导向、企业运作方式投资沙漠治理与开发，使社会团体、企业和个人成为我国防沙治沙中最活跃的力量，这符合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

　　实际上，通过治理，不少沙地的生态环境得到改善，成为可耕地、有林地、宜牧地，能够产生可观经济效益，这也是吸引社会企业和个人从事荒漠化防治的主要动力之一。当务之急是进一步完善激励政策和管理措施，以吸引社会力量介入生态建设。

治沙行为也要规范

　　王明海原是鄂尔多斯羊绒集团副总裁，1990 年，集团花 8 万元买下库布其沙漠腹地恩格贝 30 万亩沙地，由王明海负责建设种绒山羊基地。后来，改由王明海个人经营，国家及地方给了王明海上千万元的资金支持。现在，30 万亩沙地已绿化造林 10 万亩，养了近万只鸵鸟及山羊等畜禽，开发绿色食品、矿泉水，成了一个颇具规模的经济实体。

　　但恩格贝的管理也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是产权不明晰。按照王明海的说法，他既是个体户，又是“处级生态站”的负责人，那么，这里的资产到底是国家的，还是个人的？产权不明晰，显然不利于保护国有资产和民营企业家的收益。

　　当前，在沙区的治理与开发中也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新情况。一些地方以治理为名，行过度开发利用之实；一些单位和个人在取得国家投资和开发的实惠后，却不顾及生态环境。全国人大正在制定的《防沙治沙法》将对治理与开发作出法律规定。

新形势要有新政策

　　在我国，国家投资、各级林业部门进行行业管理、各级政府组织具体工作，仍然是荒漠化防治及沙区经济开发的主要模式。早在 1991 年，国务院就下发了《关于防沙治沙工作若干政策措施意见的通知》，国家税务总局下发了《关于对治沙和合理开发利用沙漠资源给予税收优惠的通知》，地方各级政府也先后出台了“谁开发、谁治理、谁受益”、“继承沙荒地使用权”等一系列优惠政策，在造林方面沿用了“谁造谁有”的林木所有政策，均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总体上看，相关的配套法律法规和政策体系并不完善。特别是社会团体和个人治沙多是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的行为，而现行土地利用和开发等政策对此没有明确的规定，这给社会力量介入荒漠化防治工作带来了一定的难度。

　　有关专家认为：在认识和观念上，应重视对荒漠化防治及生态环境建设中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法律法规、政策、管理等研究和实践；在体制上，应加大改革的力度，使企业和个人的荒漠化防治行为得到政府和社会各界的有力支持；在资金的投入和管理方面，应逐步建立以招、投标为主要形式的资金投入机制和现代化管理方式，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在法律法规和政策上，既要把防沙治沙的各项工作纳入法制化的轨道，又要对合法、规范的行为给予精神和物质的鼓励；在组织管理方面，应引入现代企业运作方式。

　　政策是根杠杆，它将撬动蕴藏在民间的巨大热情，让荒凉的沙区充满绿意和生机……